作者注
关于爆发满洲事变的地点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柳条湖，另一种说法是柳条沟。迄今，在日本通常是说“柳条沟”。
关于这一问题，辽宁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九一八事变史》作了有关的记述，现介绍如下：迄今，关于九一八事变炸毁铁路地点的地名问题，众说纷纭，如柳条湖、沟、桥、湖沟等，其根据是《沈阳县史》、《承德县志》、《满洲帝国行政区划便览》和《沈阳十年》等地方史的记栽。
但是，清朝、民国、伪满、国民党统治时期和解放后该地的地名一直是“柳条湖村”，另外，居住在该地区的老人也把它叫做柳条湖村。
在事变前后，满洲铁路一直使用“柳条湖保线区”地名，关东军也称之为“柳条湖分遣队”。关东军参谋部在1931年7月发行的《奉天（沈阳）近郊地图》记栽为“柳条湖”。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在9月18日的日记里，写为“柳条湖事件”。1938年关东军在爆炸地点修建的纪念碑上刻的是“柳条湖纪念碑”。那么，怎么会把“湖”错叫成“沟”呢？可以认为其可能性是：朝日新闻奉天（沈阳）通讯局局长武内文彬于9月19日发往东京朝日新闻总社的第一次电讯中把爆炸地点错写成“柳条沟”。从那以后，日本的媒体都使用“柳条沟”了。本书统一采用“柳条湖”的说法。
战争罪恶的思想基础
我们被从拉有电线的白灯罩路灯的大门引进了区政府建筑内，来到了二层像是会议室的大房间里。室内没有什么装饰，仅在白色的墙壁上挂了几幅中国画。房顶很高，室内摆着一些木制桌子，桌子背后放着的沙发呈口字型摆放着。
我们被安排坐在靠窗边中央的沙发上，然后大家围着我们而坐。首先是王学琴副区长代表平房区致欢迎词：
“今天是9月18日，正值日军开始侵略中国的51周年。在这个日子里，迎来了森村先生一行，我们来共同回顾历史是很有意义的。”
王学琴先生的讲话在高大的室内引起了回声，翻译李梅子女士紧张地进行翻译。不足之处，由德永女士进行补充。在整个旅程中，她们两人相互帮助，配合得很默契，很好地给我们进行了翻译。
“森村先生在《恶魔的饱食》中尖锐地揭发了日本军国主义731部队的罪行，对于保卫和平、反对军国主义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在礼节性的致词之后，王先生开始具体地讲述了731部队与平房区的关系。
“731部队qiáng硬地让居住在平房区的人们搬走，之后，在这里修建了一座制造细菌的工厂。731部队在这里利用各种动物进行细菌战实验。不仅使用动物，还利用中国人的人体进行各种实验。日军通过各种残酷的实验杀害了许许多多中国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前夕，他们把作为犯罪证据的工厂设施全部炸毁。从中心设施里逃出了许多动物，被细菌污染的动物多数逃跑了。战争结束后，曾以凶猛的势头流行了鼠疫。1946年在义发源、东井子、后二道沟等村子里有100多人因患鼠疫而死亡。这些都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侵华中犯下的罪行。（日军的）这些极其残bào的罪行，至今仍记忆犹新。近来，日本文部省正在篡改侵略中国的历史，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然而……杀害中国人民，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犯下的罪行，日本人民同样也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今天，为了维护和平，反对军国主义复活，应共同展开斗争。日本和中国人民之间有着漫长的jiāo流历史，我们必须让这种jiāo流的历史发展下去，让中日两国人民的子子孙孙友好下去，我再次表示衷心欢迎森村先生一行的访问。”
在热烈的掌声中，王先生结束了致词。
访华期间，不仅王先生，而且所到之处都听到了“必须把日本军国主义者和日本人民区别开来”这句话。随行的林绍纲主任和李梅子女士也这样说。日本军国主义者和日本人民真的能够区别开来吗？对于中国方面的这句话，我们日本人可以心安理得吗？
的确，过去是军事立国的法西斯主义统治着日本，并由法西斯主义发动了侵略战争。这场战争是由一小撮军国主义者垄断了政治权力而发生的。由于政治权力全部jiāo给了擅长集体催眠术的独裁者，所以才把全体国民驱赶进了战争这个集体疯狂的状态之中。
但是，这并非仅仅是由于独裁者的催眠所致，是否也因为“日本人”具有一种容易被催眠的思想基础呢？那就是由单一民族构成的日本民族在岛国封闭的环境中培养出来的忠君爱国jīng神。这些使（日本）容易统一舆论，并把日本置于世界中心的地位，沿着侵略战争的轨道狂奔下去。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民都有爱国心，只要没有国家的独立与自由，就谈不到个人的人格和自由。但是，过度的爱国心，就会把本国以外的国家看做是支撑本国富裕起来的“基础”，从而陷入只要本国好，不管别国怎么样的自以为是的状态中。在日本，这种状态和激进的军国主义结合在一起，使日本加入了殖民者的行列。
在日本出版的有关太平洋战争的记录中，绝大多数是日本受害的记录。
日本的战争是在“用亚洲人的手保卫亚洲”这一类防御性的口号下开始的。揭露日本侵略真相的人，遭到“卖国奴”、“那还算日本国民吗”的咒骂。这也是基于日本民族的集体归属意识。
对《恶魔的饱食》最多的共同批判谴责是说“有儿子揭露老子罪行的吗”？也就是说他们把国家和领导比喻为父母，而把国民比喻为儿子。本国“战胜”的成果，是建立在对别国和其他民族的侵略加害的基础之上的。受害的伤口，相互舔舐，而对于加害，则相互掩盖。这在日本巳成为一种默默的倾向。破坏这种倾向者，就被看作是叛徒，是“非国民”。
对家比个人更重视，集体受到尊重。个人归属于qiáng大的集体，并企图把这种权威和力量变成自己的东西。通过向集体献出忠诚，把自己埋没在集体之中，谋求安身立命。为了集体抛弃自己，毋宁说有一种快感。日本人的使命感，多半发自对集体的忠诚。
当想到日本的这种思想“基础”时，我们不能认为过去侵略中国和东南亚地区的行为和战争罪行是和一般的日本国民毫无关系，不能和一部分军国主义者犯过的错误分割开来。
731部队真正的可怕之处，并不仅仅是活体实验等犯罪行径的本身，而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也站在731部队的延长线上。
他们并不是职业军人，而是极为普通的日本市民，他们绝不是中国所说的军国主义者。在“为了国家”这个免罪券（中世纪欧洲天主教用）的保护下，也许能够免除个人的责任，但是，我们日本人具有一种如果处于同样状态之下，会多次重演相同罪行的危险“基础”。这一点是绝不能忘记的。为了不忘记这种“基础”，我才写了《恶魔的饱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