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惊变_徐磊/梅毅【完结】(75)

2019-03-10  作者|标签:徐磊 梅毅

  由于李光弼一向军令严明,所以诸将对他都很敬畏,甚至李光弼发号施令时,诸将都不敢仰视。然而当诸将看到李光弼挟重兵而不回朝,像田神功等人便不再惧怕李光弼了,这个意思就是说,李光弼原先在军中的威信,一下子降到了最低点。其实李光弼对此也很后悔,所以愧恨jiāo加,终于积郁成疾,不久,于广德二年(公元764年)七月十四日去世——墓志则说是死于七月五日,《全唐文》中有李光弼的遗表,其中有“自去月十七日旧疾发动,有加无瘳,至今月五日”,所以觉得还是取十四日为准。此前部将询问李光弼后事,李光弼说:“吾久在军中,不得就养,既为不孝子,夫复何言!”这个时候最想念的是自己的母亲,然而却是天人永隔了。之后,李光弼将自己受封的绢布各三千疋、钱三千贯文分给了将士们。

  李光弼去世,代宗自是难过了一番,让鱼朝恩到李母家里去慰问——李光弼正是因为这个人才不敢来长安,代宗居然又派他去慰问,李光弼在天有灵,也一定气的够戗——然后又让京兆尹第五琦监护丧事。代宗命大臣们议谥号,最后谥李光弼为“武穆”,和后来岳飞的谥是一样的,不过同用这个谥的还有很多人,不一一列举了。将军们的谥中大多有个武字,而李光弼和郭子仪不同的是“忠”和“穆”,郭子仪是忠武,“忠”在前,看的出来,对皇帝来讲,“忠”和“武”比,还是更需要“忠”的。十一月,将李光弼安葬于三原,代宗下诏命百官送于延平门外。和郭子仪不一样,郭子仪是陪葬建陵,而李光弼则没有这样的待遇——陪葬不是殉葬,殉葬当然是凄惨的了,而陪葬则是很风光的事情,古时能陪葬帝陵,那是皇帝对大臣的恩宠。也不难想象,郭子仪那般的八面玲珑,皇帝自然愿意接纳,而李光弼这样的脾气,则很容易得罪人,大约皇帝都不敢惹。

  有人认为,蕃将大都脾气如此,所以李光弼会得罪人也是正常的,而郭子仪是汉将,因此更柔和一些。这么说就难免绝对化了,汉人中刚烈bào躁的也有很多,而胡人中很会讨好别人的也大有人在,像安禄山就是很会讨好人。李光弼是契丹人不假,但实际上汉化的已经很严重了,严肃认真的禀性自幼就是如此,和民族并没有什么关系。不过,李光弼的脾气可能遗传较多,再加上后天管教又严,所以这样实在不奇怪。李光弼六岁的时候曾经抚鹿而游,结果他爸爸看见了,教训他说:“儿勿更尔。”其实很平常的一件事,小孩子哪有不爱玩的,居然也会被管教。而李光弼的母亲,脾气大约也是不好的,颜真卿就写“太夫人高明整肃,有慈有威,公下气怡声,承顺而每竭其力。虽已官达,小不如意,犹加谯让之责,故能济其勋业。”所以李光弼差不多天天挨训。正是父母管教的严,所以养成了他的严肃。

  可以说,诸将对郭子仪是敬爱,而对李光弼则是敬畏;敬爱可以持续很长时间,而敬畏一旦失去了支柱,那它自身也就消失了。李光弼的严厉,于国家于军队都是有好处的,唯独对他个人没有好处,因为这样很容易得罪人。其实官场上的人谁还没几个仇家呢,只是与李光弼不和的人,分布遍及各个领域,宦官中有和他作对的,同僚也有和他作对的,后来就连部下都有些不逊。还有,李光弼洁身自好,而郭子仪则学习王翦,聚敛奢侈,怎么看都觉得李光弼做的更对。所以,李光弼注定是寂寞的。当郭子仪被众人捧上天然后大家一起其乐融融的时候,他自己则孤零零的冷眼旁观;当后人们津津有味的欣赏着《打金枝》高唱着郭汾阳的时候,对很多人来讲,李光弼只是一个历史上的符号,而这个符号代表着什么,却了解不多。有人认为,这和后来的历史有关。宋朝和辽朝打了很多年,对契丹人难免存有芥蒂,后来虽然不和契丹打了,但汉族的民族保护意识也qiáng了起来,所以对汉族出身的郭子仪更垂青。是不是这样呢?我觉得成书于宋代的《新唐书》一个很大的功劳,就是把李光弼从《旧唐书》和别人的合传中拿了出来独立为一传(实际上后面还跟了几个禆将),虽说变化不大,但至少从地位上来讲是与郭子仪持平了。后人对李光弼其实并没有什么偏见,只是和郭子仪对比起来谈到的比较少,像《长生殿》中,郭子仪就出场了,而且还有不少唱段,而李光弼则自始至终没露面——不露面也好,里面的蕃兵蕃将都是丑来演的,即使是照顾一下,只怕扮相也好看不了,再加上龙套往往用不同行当的角色,郭子仪是外,那李光弼最多也只能用“净”,俗话说就是大花脸。至于京剧里的李光弼,没见过,也没查着,没法参考。

  由于李郭二人的功劳都是对唐而言,唐朝灭亡后他们的功劳也就滚滚东逝了,郭子仪除了打仗,做人上还有很多可说的地方,比如那个“打金枝”,而李光弼则相形见绌。有一件事,说明了郭子仪做人上确实高出一筹。在安思顺任朔方节度使时,郭、李都为牙门都将,二人却不相和,即使在一起吃饭也不说话。等郭子仪代安思顺为节度使时,李光弼本打算逃走,还没决定下来,不久,皇帝便下诏让他分朔方一半兵力东出赵、魏(就是前面写的郭子仪向玄宗推荐李光弼一事)。于是“临淮(李光弼封临淮郡王,用临淮代称)入请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汾阳(郭子仪)趋下,持手上堂,曰:‘今国乱主迁,非公不能东伐,岂怀私忿时邪?’及别,执手泣涕,相勉以忠义,讫平剧盗,实二公之力。”这是杜牧记下来的事情,两人本传中没有,而在《新唐书》的东夷传中引用了一下。本是冤家的两人,其中一个一下子成了上司,然后又让对方去战场的最前线,也难怪李光弼会怀疑郭子仪居心不良。但郭子仪却是因为欣赏李光弼的才能,真心推举他的,故而两人尽释前嫌,主要功劳还是郭子仪,他能主动推荐李光弼,这份气度确实很难得,如果放到李光弼身上,可能未必会如此。因此,郭子仪更令人敬爱也就理所当然。

  实际上,唐朝固然对李光弼颂扬多多,在历代对李光弼的评价上也确实属于最高级别的,却也有不同的声音。《全唐文》中有一篇《秘书监致仕穆元堂志》,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元帅李光弼将二于上,屡jian于公(前面写公讳宁字某,当指穆宁)。公守正不迁,积与之隙,日宣不令之言,欲公畏之。公自泗抵徐,驰驿辄至,理折其口,义胜其心,泄其愠于包藏,夺其谋于将发。代宗闻焉,为一二宰臣话之,至于叹息。”《旧唐书》中穆宁传中也记载了这件事:“副元帅李光弼以饷运不继,或恶宁者,诬谮于光弼,光弼扬言欲杀宁。宁直抵徐州见光弼,喻以大义,不为挠折。光弼深重之,宁得行其职。”第一篇的作者穆员,是穆宁的儿子。这件事的两种不同记法,虽然语气各有不同,但其中都说到了李光弼欲杀穆宁,而穆宁到徐州又以理取胜,可见这件事李光弼确实有不对之处,但是穆宁的儿子对此未免偏激,把李光弼说的这么不堪,实在很不客气。第一段中写时间是“李光弼将二于上”,当指李光弼没奉诏的那个时候,一个“二”字说明,在一些人眼中,这已经不单单是不奉诏这么简单了,甚至比“拥兵自重”还要严重;而穆宁则“理折其口,义胜其心,泄其愠于包藏,夺其谋于将发”,前三句还好说,但这最后一句,和前面那个“将二于上”结合起来,听起来似乎是说李光弼要谋反。穆宁是当事人,对事情应该是更清楚,唐书的写法自然有为尊者讳的意思。难道李光弼真要谋反?可是,他又有什么理由谋反呢?真让人难以置信,这个应该是穆宁的过度担心了。李光弼自己也是始料不及,没想到会有人这么看待自己,所以才会被穆宁问的无话可说,而且想必愧悔也由此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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