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 40 岁的时候，和他们相似的人几乎已经完全消失了。照理说，盖瑞 和爱丽丝应该为此庆幸才对，然而他们表现出来的却是不安和迷惑，他们甚至不自觉地怀念以往“避之惟恐不及”的“复制品”来了。更糟糕的是，他 们无法找出自己心绪不宁的原因，因此也无法对症下药。“他们给我责任，但却没给我权力，”43 岁时盖瑞这样表示。爱丽丝则有另外一套说词：“我 没有实权，我只能‘建议’。”他们一致认为他们的症源在于上级只给他们责任，却未相对地给予决定的权力。这种借口虽然可以使他们暂时获得安慰， 却无法根治他们内心的惶恐与不安。
缺乏赏识
一个公司通常不需要两个同样的人；我们生活在一个借重“专家”和“副 专家”的世界。相似的“复制品”只存在于金字塔的下端，这个阶层的人多半从事较不专业的工作，同时人力也较为廉价。随着职位的升迁，员工也渐 渐由金字塔的底端往上移，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愈来愈专业，所得也愈来愈多，然而能够从同事口中得到的赞美却愈来愈少。因为随着金字塔的逐渐升高， 所能容纳的相似位置也逐渐减少，大多数的人在竞争中被淘汰，只有少数能够获得升迁。不过这种淘汰的过程相当迟缓，以至于人们感觉不出又有人被 淘汰出局了。
这种水平的变化，同时也带来垂直的改变。当盖瑞和爱丽丝无法从同事 那儿获得赞美时，他们转而向上司寻求更多的赞美，不幸的是，就他们这个层级的人来说，这种行为不但不合时宜，甚至会被视为是幼稚的。爱丽丝却 不明白这点。“我需要某种指导，”她说。由于无法自同事那儿得到回馈（“他们自己都忙不过来了，”）她退而采用她二、三十岁时的方式，希望从老板 那儿获得同意和赞美，殊不知，早在她获得这个位置的同时，她也获得自行做主的权力了。爱丽丝和盖瑞都忽略了一项重要的事实：对做老板的人而言， 较多赞美 27 岁的员工而较少赞美 42 岁的员工，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因此，他们只觉得和公司之间的关系不再像以往那么密切了，想到多年来为公司所做的一切，他们不禁黯然神伤。他们曾真心诚意的为公司和员工 们打算，结果却没有人感谢他们，相形之下，他们实在是太得不偿失了。
这种失落感使得他们更“奋不顾身”的去争取赞美，证明别人需要他们。 在最应该感觉胸有成竹的年纪，他们却像毫无自信的年轻人，再三寻求别人 的保证和认可。
“有关这个提案，我相信没有人能够想到这一点，”当老板提到盖瑞的 某个提案不错，很可能被采用时，盖瑞对他的老板这么说。这句狂妄的话一出口，盖瑞就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或许我不该这么说的，”他事后表示。 爱丽丝也有同样的毛病。她开始煞有其事的找那些过去她顶多是寒暄几句的人说话。以往，她直觉的知道那些人可能对那些话题感兴趣，现在，这种直 觉似乎消失了。看着她随便抓人，并要求这个人对一个完全陌生的问题发表意见时，真让人啼笑皆非。
“你有没有听他们说什么？”她抓住公司里最不相gān的一个员工问，“我 是说，他们在会议中有没有提到我什么？”她没有想到，就算对方听到也未 必会记得。
爱丽丝对于她当时所担任的工作十分自负。“我现在是这里的资深人员， 我可以在许多方面帮助其他的人。”她得意的说。这显然是事实，但这句话一说完，她就转而讨论她本身和她的工作。她似乎对自己所说的话没有十足 的把握，她不断的要求同事正视她的成果，以减少她内心的疑惑。
在所有的同事当中，比爱丽丝小 16 岁、善于奉承和喜欢夸大的尼可，最 能满足爱丽丝的这种需要。“他只不过是另一个大嘴巴的推销员罢了！”爱 丽丝 38岁时曾这样批评过尼可，然而现在爱丽丝却带着笑容且从容的说：“他 其实没有什么恶意。”事实上，并不是尼可的个性在这三年有了任何的转变，而是爱丽丝的需求改变了。
在未来的三个星期当中，他们发生了非比寻常的关系，然而一个月后， 魔力消失，一切也结束了。一开始，爱丽丝可以在他身上找到她所想要的赞美和鼓励，然而，突然间这一切都消失了。“肉体上很好，”事后她坦白的 说，“但对我的jīng神并没有什么帮助。”这是她婚后的第一次出轨，不过很快就事过境迁了。
和尼可的关系结束后，爱丽丝养成了喝酒的习惯。每天晚上她准备晚餐 时，都会喝上个两三怀。“它能使我的神经镇静，”她坦白的说。然而就连这种效果也是短暂的，在办公室里，她仍不断的攫取任何可能的赞美，虽然 不会再发展成更亲密的关系。
盖瑞的情形也大同小异，他不断的向各方寻求自我肯定，他的家人和两 个老朋友更成了主要的目标。“我想我的同事认为我很了不得，”盖瑞告诉其中的一个朋友说。“我觉得马上就会有好事发生。”但事实上什么都没发 生。盖瑞一向不是个喜欢夸大、无中生有的人，然而由于对自我肯定的需求日益qiáng烈，使得他在不知不觉中染上了这种习惯。但是一时的chuī嘘却造成了 难以收拾的尴尬。当盖瑞已经编不出任何说词时，其他人仍不断询问有关他自己所提及升迁的事。“我知道他并没有恶意，”两个月后盖瑞无jīng打采的 说，“我是始作俑者。不过，我真希望他们不要再追问我这件事了。”
盖瑞似乎无法挣脱自己所建立起的一个即将瓦解的念头。“它很脆弱，” 他说，指的是自己和其他的公司。“不要多，只要连续几季的不景气，这个地方（公司）就会一蹶不振。”事实上，在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公司的财务状况十分良好，与其说他在为公司的前途担心，倒不如说他在为自己担心。 他的谈话不时透露出这种焦虑，“要是我一不小心住院，回来时不知谁会坐在我的位子上？”6 个月后，他又“开玩笑”地说：“如果我被开除的话， 你想我还会有朋友吗？”
肯定自己的成绩
盖瑞和爱丽丝都在无意间展开了一连串“残酷”的活动：证明自己不论 站在职业或个人的立场上，对公司都是不可或缺的。当他们到达 40 岁这个阶段时，已在公司工作了相当长的时间，长期的努力和投入，使他们对公司的 认可和同事赞美的依赖逐渐加深。“我知道大家都对我很好，”爱丽丝说。
“但是这还不够，我希望的是他们非有我不可。”这种qiáng烈“被需要”的感 觉，构成了他们事业的威胁。
虽然身居高位，他们却没有一种高高在上、足以应付更多挑战的喜悦， 反而觉得比以往更孤独，甚至对自己的能力产生怀疑。这种感觉使他们转向家人和朋友寻求协助，但却无法产生预期的效果。更不幸的是，他们愈希望 被人需要，就愈觉得自己不被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