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散文集之混乱年代的复杂人性_梅毅【完结】(58)

2019-03-10  作者|标签:梅毅

  “自惠皇失政,难起萧墙。骨内相残,黎元涂炭,胡尘惊而天地闻,乱兵接而宫庙堕,支属肇其祸端,戎羯乘其间隙,悲夫!”倘使晋武帝后继者为一平庸守业常主,所有这些王爷大可以善始善终,拱列晋室。即使哪个怀有láng子野心,在大一统的皇权下面也只能做太平顺王。

  西晋是中国历史上没有亡于农民起义的少数几个政权之一。虽然经学的衰落,玄学、佛教的兴起和少数民族内迁成为西晋政权削弱的重要gān扰来源,但其真正的灭亡原因则是八王互攻而造成的内部混乱和崩塌。

  法国哲学家巴斯卡儿说过,“进步的事业必须被进步所取代”。福兮祸兮。虽然西晋的灭亡造成了一百余年间中国南北方的极大社会动dàng,各个政权你方唱罢我登场,但也在中国历史上达成破天荒的头等大事,中华国家第一次在中国各民族的“兄弟之战”中最大限度地加速了民族大融合,胡族文化涤dàng冲洗了汉族原有文化中过时的糟粕和余渣,在中华民族的jīng神血脉中添加了新鲜的活力因子,并为日后隋、唐的大一统奠定了丰厚的思想基础和心理积淀。

  纷乱大伪之世,却生出那么多英雄、豪杰、骚客、jian雄、懦夫,共同合演了一世盛大的世间戏。与台上之戏不同,台上戏是先离后合,世间戏却先合后离,辛酸处处,血迹斑斑。“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年代,也是愚蠢的年代;这是信仰的世纪,也是怀疑的世纪;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我们拥有一切,我们一无所有,我们直下天堂,我们直落地狱……”——英国大文豪狄更斯这一段话,形容“八王之乱”前后的西晋社会再恰当不过。

  但是,魏晋的风流余脉,不仅仅是潘岳的“河阳一县花”,不仅仅是陆机的“顾影凄自怜”,不仅仅是张华的“居欢惜夜促”,不仅仅是左思的“高眄邈四海”,千姿百态,五色纷呈,最终,我们谨以也是那个时代伟大英豪的刘琨所作诗来作终结,抒其幽幽叹惋、暮路英雄之意:

  “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时哉不我与,去乎若云浮。朱实陨劲风,繁荣落素秋。狭路倾华盖,骇驷摧双輈。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

  “道”与“心”   文 / 梅毅

  ——小论庄子与禅宗的共通之处

  庄与禅是中国古代艺术哲学中两大神奇而绮丽的瑰宝。它们对于中国古代艺术的发展,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二者既有相通之处,又有不同之点。辨明两者的关系,对于了解和掌握古代艺术哲学大有裨益。从其产生来看,庄子哲学是中华本土的产物,禅宗则是印度佛学传入中土之后,由中国士大夫加以改造吸收之后而成的一个佛教变宗。从真正意义上讲,禅宗的产地是中国,只有当禅进入中国士阶层的jīng舍书斋之后,它才成为具有哲学意义的并具备无形体系的禅宗。

  庄子哲学的“道”与禅宗的“心”具有相近之处,在庄子哲学中,“道”是宇宙的本体,是一个无限的概念。由“道”而产生了天地万物,“道”本身是万物之源,是终极,在时间上无始无终,在空间上无边无际。“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上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庄子·大宗师》)。而且,这个“道”是“芴漠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与?天地并与?神明往与?何芒乎之?忽乎何适?万物毕罗,莫足以归。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庄子·天下》)。“道”虽如此恢宏博大,神秘莫测,但又不是主宰和统治人的东西,而是一种能赋予人以幸福和力量的东西。人如果获得了“道”,即获得了无限和自由。

  同样,禅宗的“心”也是一种神秘而“芴漠”的东西,“心”不是指肉体的心,而是一种哲学理念。禅宗的“心”所包容的也是一种自由和无限,也就是说,从“本心”出发,欲达到超越经验的内心自悟,最终达到存在的本源,获取对宇宙与人生的总体性根本认识,这种境界,即禅宗的“梵我合一”。所谓“梵我合一”,亦即“我心就是一切”的世界观。以此而论,在追求无限与自由这种境界的意义上,庄禅有共同的旨趣。

  “自然无为”“与任运随缘”

  庄子的“自然无为”

  在庄子哲学中,“自然无为”(“无为而无不为”)是“道”的根本特性。在他的言谈著述中,对“自然无为”的溢美之辞随处可见。“吾师乎!吾师乎!万物而不为义,泽及万世而不为仁,长于上古而不为老,覆载天地刻雕众形而不为巧。此所游已。”(《庄子·大宗师》),庄子进而认为一切人为有意的东西都会导致伤损“自然”的后果,他以马为喻,说道:

  “马,蹄可以踏霜雪,毛可以御寒;食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虽有义台路寝,无所用之。及至伯乐,曰我善治马,烧之剔之,刻之雒之,马之死者十二三矣。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前有橛饰之患,而后有鞭策之威,而马之死者已过半矣。……夫马陆居则食草饮水,喜则jiāo颈相靡,怒则分背而蹄子,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齐之以月题,…诡衔窃辔。则马之知而态至盗者,伯乐之罪也。”(《庄子·马蹄》)

  马本自然之物,自由驰骋于沃野,本性法天。可人(伯乐)却以自己的意愿约束破坏它的“自然”之性,驱之以役,束之以羁鞍,使马的自由天性遭到毁坏。因此,庄子主张一切任其自然,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天下有常然”。他进而又解释说:“常然者,曲者不以钩,直者不以绳,圆者不以规,方者不以矩。故天下诱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庄子·骈拇》)庄子把“自然”当作人生最高的境界,认为“虚静恬淡,寂寞无为”是“万物之本”,人们如果能以此“自然无为”当作准则,就会达到最大的自由。庄子一生所赞美的“真人”、“圣人”、“神人”等等皆是因追循自然无为之道而达到绝对自由的典范。

  庄子哲学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体现在自然的“无为”方面。无为既是天地万物的生成方式,也是作为万物其一的人的存在方式和行为方式。在《知北游》中,他这样解释:“天地有大而不言,四时而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进一步讲,人在“无为”状态才真正保持住人的本性:“性者,生之质也。性之动,谓之为;为之伪,谓之矢”(《庚桑捷》)由此可以推动,只要产生“有为”的欲念,人的自然状态肯定就会丧失掉,虚静无为才能保持人的本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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