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此，韩游瑰仍惊魂不定。他还镇分阝宁后，既无心思，又失威权，不久宁州士卒又发兵乱，朝廷以别将顶替他。韩游瑰“畏乱，委军轻出”。跑回京师后，韩游瑰得封右龙武统军的闲官，不久就忧疾而死。可见，其子李钦绪的“谋逆”使得韩大将军忧乱失措，终日郁郁，最终竟以忧死。
（十）唐德宗
唐德宗在位26年，64岁时病死。即使总为“尊者讳”的封建史家，言及这位“九叶天子”时都掩饰不住愤懑不平之气：“（德宗）志大而才小，心猵而意忌。不能推诚御物，尊贤使能，自以为果敢聪明，足以成天下之务”。（范祖禹）“德宗猜忌刻薄，以qiáng明自任，耻见屈于正论，而忘受欺于jian谀。”（《新唐书》）“德宗……所赖忠臣戮力，否运再昌……御历三九，适逢天幸……”（《旧唐书》）所有一切“盖棺”之论，基本同持一个观点：此人能为君二十几多年而不亡国丧身，恰恰因为有一大批忠臣良将鼎力挟持以及“天幸”罢了。如此一个皇帝越到后来越糊涂，越老越不是东西，简直都可以令他当一个“坏皇帝”的样板了。
尤其是经过奉天之乱以后，唐德宗被吓得肝胆俱裂，刚继位时的英果锐气一丝皆无，动不动就与臣下、诸子“涕泣相对”，而其四大弊政，也深深地为日后唐朝灭亡埋下最直接的引线——一是姑息藩镇，二是委任宦官，三是聚敛财货，四是亲昵小人。
先举几个他亲昵小人的例子。由于唐德宗本性猜忌刻薄，因而“小人易入”。大jian臣卢杞首先获得德宗赏识，此人深知德宗性格，多次借机离间德宗与群臣的关系。奉天之难后，虽然忠臣陆挚多被信用，仍然因直谏而使德宗内心不快。卢杞被贬外任后，德宗仍思念不已，并对李沁讲：“卢杞忠清qiáng介，别人总说他jian邪，朕怎么总不觉得。”李泌倒是一语道破：“卢杞对陛下您言听计从。别人都说他jian邪，而陛下您惟独不觉他jian邪，这止是卢杞jian邪的关键所在呵。”同时，德宗又以能言善辩为取人的标准，谁能奉承他就把谁当忠心之人，以惬己之意为“忠臣”标准，小有违忤则耿耿于怀。非常奇怪的是，德宗一辈子都和无赖小人一见如故——卢杞、裴延龄、李齐运、王绍、韦执谊等人，常常相坐秘语，语笑款狎而不知倦，使“小人常得志”。由此推之，唐德宗本人其意就是个“小人头子”，人以类聚，物以群分，他身上“小人”磁场那么qiáng，难怪大批小人皆磁附其左右。
至于财迷心窍、急于聚敛方面，唐德宗简直像得了失心疯一般。他先是下令搜刮富翁钱财。官员得令后，残bào如盗贼，检括登记长安富贾大户，压榨夺取，动不动就大刑伺候，以至于不少富商一下子因官府催bījiāo不出钱而上吊而死，然后，又立“僦质钱”名目，凡有蓄积财物者，都要把四分之一上jiāo朝廷，以至于天下嚣然，天天有成千上万的人赶至京师在路上拦住卢杞的马哭诉。接着，唐廷又对人民的住房收税，号为“间架税”，并出钱奖励人们互相告发，对那些不按实际房屋数目jiāo税的人又罚又打。“愁怨之声，闻于远近”。jian贼卢杞被贬后，另一个贼臣裴延龄也因为善为bào敛、乱加杂税深为德宗所信用，令民间生计更苦。泾原兵士在长安叛乱时，对民众大呼的口号就是：“大家别害怕，我们不夺‘僦质税’，不收‘间架钱’”！到了德宗后期，更是开立“宫市”，与小民争利，其种种深弊，可从白居易《卖炭翁》中可见一斑。
唐玄宗时，宦官高力士是深受倚重，但此太监毕竟是个忠臣，又知道谦抑之道，对国家危害极少。到了唐德宗时代，宦官成为掌握朝廷的一支重要势力，而且积弊至深。泾原兵士叛乱，正因为宦官白志贞的禁兵一个没来，差点让德宗成为乱军俘虏。按理说应该“惩前毖后”，谁知道后来他更加宠任太监，而且这些公公们掌握的军队越来越多，以至于其后数位皇帝皆由宦官拥立。太监们还在各个军区充任监军，gān扰军事。奉天之乱后，唐德宗外表好象十分信任大将忠臣，内心却十分猜忌这些宿将勋师，并把神策军兵马使这么重要的禁军统领位置完全由太监掌握。而且，到了德宗后朝，各地节度使以及重要军镇的将师都出自神策军，皆为太监统军的“门下”，只知报公公们举荐的恩德，不知朝廷的存在。至此，刑赏恩罚的大柄不在人君而在那些宦官。尤其是在讨伐吴少诚时，大太监推荐常给自己送金银财宝的韩金义为为四面行营招讨使，又派数十太监为监军，十七道唐兵皆受这些庸才小人节制，致使官军屡战屡败，死亡无数。“德宗为唐室造祸之至，此宗社覆亡之本也”（范祖禹），诚哉斯言！
唐德宗初即位，锐意削藩，但自从奉天之乱后，如丧肝胆，对藩镇务求姑息，矫枉过正。宣武都知兵马使李万荣赶走节度使刘士宁，德宗竟授李万荣为留后，此种姑息，简直就是鼓励臣下叛篡，致使后来的仿效者越来越多，唐廷威权丧失几近。同时，他还爱耍小聪明，自己亲自择任各个藩镇的副手和参佐之将。但藩镇头子往往用计除去这些人，大太监们以权谋使唤这些人，谁也不会真正向德宗效“愚忠”。最过份的，当属德宗纵宠浙西观察使李锜之事。李锜本来只是个常州刺史，由于向大太监李齐运孝敬了大笔金银财宝，就为李太监荐给德宗，升为诸道盐铁转运使，浙西观察使。李锜掌握“天下利权”后，对下刻意搜刮，对上不停上贡，朝廷权贵遍受其贿，逐渐骄纵无所忌惮。他对自己所辖官员任意杀害，贪污公款无数。浙西平民崔善贞到京城告御状，德宗不仅不相信，反而大怒，派人把崔善贞用木枷铁锁锁上，送jiāo李锜处理。“（李）锜闻其将至，预凿坑待之”。崔善贞囚车一至，连枷锁也不脱，被李锜手下兵士踹入土坑中活埋。“远近闻之，不寒而栗”，真正的是钳天下之口而长jian臣之威，让这些贼臣愈加骄bào，日后个个迭相叛逆。
由上种种，皆可以看出，唐德宗的过失，也可用罄竹难书四字来表达，一点也不冤枉他！
历史中国 文 / 梅毅
——大一统方向标下的多民族国家
大一统国家繁荣qiáng盛的梦想成真，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似乎总是那样来去匆匆。在看似如风而逝的虚幻理想褪色的过程中，一千多万平方公里的泱泱大国不知不觉中巍然屹立，在亚洲的大地上这么真实地存在着，渐渐成为任谁也无法否认的、历史的、文化的中央国家。
当然，纵观六千年中国文明史，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似乎让学者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大一统国家基本上是消极组织。首先，它们合在文明崩溃之后，而不是在文明崩溃之前兴起的，然后才带给这种文明一种政治上的统一。”（阿诺德·汤因比）此种论点，忽视了中华民族与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差异性。虽然大一统国家往往是在一个分崩离析的时代背景下得以建立，但中国的历史文化积淀从未在真正意义上停止过，中华文明的链条从未断绝。野蛮如十三世纪的蒙古人，可以对汉人十户一把菜刀地加以物质限制，可以“十儒九丐”地进行文化心理压迫。即使在如此的高压之下，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儒家道德传统从未失落过，“温良恭俭让”的做人原则从未抛弃过。在中国历史进程中，野蛮可以暂时战胜文明，但仅仅是政治形式层面的意义而已。最终，当战火的硝烟沉寂之后，入侵者不是被同化，就是更加不遗余力地继承和发展这种薪火相传的文明，因为这种文明是在旧基础上新的大一统国家qiáng有力的道德保障和上层建筑的统治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