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年夏天，我有过一次经验，使我的忧虑烦恼全部丧失——我希望能永远如此。那次的经验，使所有的烦恼在相互比较之下，皆变得微不足道。
多年来，我一直希望能在阿拉斯加的一艘渔船上工作一个夏天，因此，在一九四二年夏天，我签约上了阿拉斯加科地亚克的一艘三十二尺长的鲑鱼拖网渔船工作。在这艘船上，只有三名船员：船长负责督导，另外一个副手协助船长，剩下的那一个则是日常打杂的水手，通常都是北欧人，而我正是北欧人。
由于鲑鱼拖网必须配合cháo汐进行，因此我经常连续工作二十四个小时。有一次，我则整整这样工作了一个星期。我做的是其他人不愿意gān的工作。我洗甲板，保养机器，还在小船舱里利用一个烧木材的小火炉煮饭，小船舱里马达的热气和恶臭令我作呕，我还要修船，把鲑鱼从我们的船丢到另一艘小船，送去制罐头。我穿着长统胶鞋，但双脚总是湿湿的。我的胶鞋里面经常有水，但我没有时间将水倒出来。但上述这些工作，跟我的主要工作比起来，只算是游戏而已。我的主要工作即是所谓的“拉网”。这个工作看起来很简单，你只要站在船尾上，把渔网的浮标和边线拉上来即可，我的工作就是如此。但是，实际上，渔网太重了，当我想把它拉上来时，它却动也不动，我想把渔网拉上来，但实际上却把船本身拉下去了。由于渔网动也不动。我只好用尽力量沿路拖着不放。我这样做了好几星期，几乎把我累死。我浑身痛得很厉害，而且一连痛了好几个月。
最后，当我好不容易有时间休息时，我在一个临时搭成的柜子上摆下cháo湿的被褥，然后倒头就睡，我浑身上下无处不疼——但我却熟睡得象服用了安眠药——极度的劳累就是我的安眠药。
我很高兴当初吃了那些苦头，因为它们使我不再烦恼。现在，一旦遭遇了困难，我不再烦恼，我反问自己：“艾利克森，这会比拖网辛苦吗？”我总是回答说：“不，没有事比它更苦！”
于是我振作起来，勇敢地接受挑战。我认为，偶尔尝试一下痛苦的经验是件好事。我很高兴完成世界上最辛苦的工作，使得我所有的日常问题在比较之下，全变得微不足道。
世界上最著名最受爱戴的歌唱牛仔吉尼·奥特里引用了一句军事专家的话：作战的第一原则是保持补给线的畅道。
我想，人们绝大部分的忧虑和家庭事务及金钱有关。我很幸运，娶了一个奥克拉荷马的小镇女郎，她的家世背景和我相似，我们的兴趣和爱好也相同。我们俩人都尽量遵守这条金科玉律，所以我们的家庭烦恼也就减少至最低。
我同时采用两种方法，使我的金钱烦恼减少到最低程度。
第一，我总是保持一个原则，对任何事情都百分之百诚实。我若向人借了钱，就必须如数归还。诚实可使人免去许多烦恼。
第二，每当我展开新事业时，我总是预留后步。军事专家说，作战的第一原则就是保持补给线的畅通。我认为这原则同样可应用于个人“战斗”上。例如，我自小生在德州和奥克拉荷马，在当地遭到gān旱侵袭时，我品尝了真正的贫穷滋味。我们十分辛勤地工作，只够维持最起码的生活。我们太穷了，我必须驾着篷车，带着jiāo换的马匹，到处奔跑求生活。我希望找一个比较可靠的差事，所以我在一家火车站找到一份工作，闲暇时，则学习拍发电报。后来，我得到另一项工作，为佛里斯科铁路公司工作，当一名轮班员。我经常被派到各处去接替其他生病或休假的火车站站员，或在他们忙不过来时前去支援，那项工作的月薪为一百五十元。后来，当我出外开创更好的前途时，我总是觉得铁路公司这项工作在经济上很有安全性。所以我总是把回到那项工作的路子开放着，那等于是我的补给线，我从来不把那条路关闭，除非我已稳定建立了一个更佳的新位置。
例如，在一九二八年，当时我为佛里斯科铁路公司工作，被派到奥克拉荷马的齐尔市工作。有一天晚上，一位陌生人漫步走进车站办公室，要求拍发一封电报。他听到我弹吉他，唱着牛仔歌曲。他对我说，我弹得不错，也唱得不错。他还告诉我，我应该到纽约去，在电台或戏院里找份工作。自然，我觉得他是奉承我。当我看到他签在电报上的名字时，我几乎惊讶地喘不过气来：威尔·罗吉斯。
我并没有立刻跑到纽约去。我仔细把这件事想了又想，一连想了九个月。我最后获得结论：到纽约去，我绝无损失，一定会有收获。我有铁路证件，可以免费乘车。我可以坐在火车上睡觉，我可以带些三明治、水果点心和三餐食品。
当我到达纽约之后，找了一间每周房租五元并有家具的房间住下，在餐厅吃饭，在街上流làng了十个星期，却一无所成。如果我没有工作可以回去就任，那我真会急出病来。我已在铁路公司服务了五年，这表示我有就职的优先权；但要想保留这项优先权，我不可以离职超过九十天。那时候，我已在纽约呆了七十天，于是我利用我的证件赶紧奔回奥克拉荷马，又开始工作起来，以保持我的补给线不断。我工作了几个月，存了一点钱，然后又到纽约再试一遍。这一次，我有了进展。有一天，在一家录音房等待考试时，我对着那些女接待员弹着吉他唱了一首歌：《珍妮，我梦到紫丁香》。当我正在唱那首歌时，恰巧那首歌的作者纳特·史却克劳特走进办公室来。当然，他很高兴听到有人演唱他的曲子。于是他写了一张条子，要我到维多唱片公司去试试看。我录了一首，但成绩不理想——太生硬、不自然。于是我接受了维多唱片公司录音师的劝告。我回到杜沙，白天在铁路公司上班，晚上在当地电台演唱牛仔歌曲。我很喜欢这种安排，这表示我的补给线是敞开的，因此我也就没有烦恼。
我在杜沙电台演唱了九个月。在那段时间内，吉米·朗和我合写了一首《我那白发的父亲》，结果甚获好评。美洲唱片公司老板亚瑟·沙得利要求灌一张唱片，甚为成功。我另外又灌了许多张唱片，每张五十美元，最后终于在芝加哥WLS电台找到一项工作，演唱牛仔歌曲。薪水每周四十元。在那家电台唱了四年后，我的薪水提高为每周九十元，同时我每晚又在戏院登台表演，另外有三百元的额外收入。
接着，到了一九三四年，我的机会来了。当时好莱坞的制片家决定拍摄牛仔影片，但他们要的是一种新型的牛仔——会唱歌的。美洲唱片公司的老板同时也是“共和影片公司”的老板之一，“如果你们想找一个会唱歌的牛仔，”他对合伙人说：“我的唱片公司里正好有这么一个人。”
我就是如此闯进电影圈的。我开始拍歌唱牛仔影片时，周薪是一百元。我十分怀疑我拍影片是否能够成功，但我并不忧愁。我知道，我随时可回到我原来的工作岗位。
我在电影上的成就，远超过我的意料之外。我现在年薪为一万美元，不包括我所有影片的一切红利。不过，我知道这种情况并不能永远保持。但我不忧虑。我知道不管发生了什么意外——即使我失去了所有的钱——我随时可回到奥克拉荷马，在佛里斯科铁路公司里找份工作。我的补给钱永远敞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