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滋味曾经如此甜美。如今，它们皆化成腥甜的鲜血从七窍中喷迸而出。
26杀身殉国的元末士人
元末有位大学者危素，字太朴，江西人。此人少通五经，博学多才，文名四着。顺帝早期，他得以入大都，主持三史的编纂工作。由于丞相脱脱赏识，危素一步一步仕途高升，他由翰林编修做起，历太常博士、兵部员外郎、监察御史、大司农丞，一直做到礼部尚书、参知政事这样的高官。危素本人不是进士出身，他就到处大讲特讲“科举无人才”，自己一直以“文章德行”自居。眼看元朝风雨飘零，危素称疾弃官，在房山的报恩寺“静修”。明军打到大都，危素想自杀，捡个水浅的井跳下去，被和尚“救起”。和尚自然捡他爱听的说：“大人您如果死了，谁来写大元朝的历史啊？”这句话很让危素下得台阶，老头颤巍巍换件gān净衣衫，又活了。
朱元璋刚建国时需要危素这样“高级”人物装点，没事就召他宴饮，畅谈天下兴亡。待烽烟四歇，老朱开始看不起老危这样的“贰臣”了。危素自我感觉挺好，那么大年纪了，还总以“诤臣”自居，时常在非上朝时间进宫提个“不同意见”啥的，把自己当成招牌“民主人士”。结果，危老头一日早朝后进宫，声称有事要见陛下。朱元璋刚刚换下朝服，闻报生气，又不好登时发作，就隔着厚厚的帷帘问：“外面何人？”危素一腔“忠勇”，声音嘹亮：“老臣危素！”这次，没有朱皇帝的“笑脸相迎”，隔帘传来冷冷一句话：“我还以为是文天祥呢！”诏旨立下，危素被贬到和州（今安徽含山县）元朝忠臣余阙庙当看门人。七十老翁，遭受如此显而易见的污rǔ，仅一年，他就悒郁而死。早知如此，当初危素还不如当时找口深井跳下，成为大元的殉国忠臣。
确实，元朝科举所取之士人员太少。相较之下，危素一直抨击“科举无人才”，可元未死国殉难的地方官，尤以进士和读书人士为多。清朝学者赵翼为此钩沉，有名有姓见于《元史》就有十六人之多，其中一人还是海上与倭贼格斗而死：
元代不重儒术，延佑中始设科取士。顺帝时又停二科始复。其时所谓进士者，已属积轻之势矣。然末年仗节死义者，乃多在进士出身之人。如余阙，元统元年进士，守安庆，死陈友谅之难。台哈布哈，至顺元年进士，死方国珍之难。李齐，元统元年进士，为高邮守，死张士诚之难。李黼，泰定四年进士，守九江，死于贼。郭嘉，泰定三年进士，守上都，死于贼。王士元，泰定四年进士，知浚州，死于贼。赵琏，至治元年进士，守泰州，张士诚既降复叛，遂被害。孙，至正二年进士，讨张士诚战死。周镗，泰定四年进士，归浏阳，遇贼被杀。聂炳，元统元年进士，守荆门，与贼俞君正战死。刘耕孙，至顺元年进士，守宁国，与贼琐南班战死。绰罗（旧名丑闾），元统元年进士，守安陆，与贼曾法兴战死。彭庭坚，至正四年进士，镇建宁，部下岳焕反，被害。布延布哈（旧名普颜不花），至正五年进士，守益都，明兵至，不屈死。伊噜布哈（旧名月鲁不花），元统元年进士，浮海北归，遇倭船，不屈死。穆尔古苏（旧名迈里古思），至正十四年进士，官绍兴，欲讨方国珍，为拜住哥杀死。皆见元史各本传，诸人可谓不负科名者哉！而国家设科取士，亦不徒矣！
27元朝的覆灭
元末士人叶子奇在其笔记《草木子》中，给我们描述了这样一幅元末社会的图景：
“元朝末年，官贪吏污。始因蒙古、色目人罔然不知廉耻之为何物。其问人讨钱，各有名目，新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曰追节钱，生辰曰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勾追曰赍发钱，论诉曰公事钱。觅得钱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补得职近曰好窠窟，漫不知忠君爱民为何事也。”
当然，这种景象并非元末才有，实际上自始至终贯穿于整个元代，只不过“发展”到末期，“名目”得到更细的划分。
政治上自不必讲，元朝“四种人”的划分，是毫无遮掩的民族压迫。经济方面，蒙元的破坏可谓“馨竹难书”。北方中原地区的汉族人民最为悲惨，几个世纪以来，契丹、女真、蒙古，一次又一次浩劫，人口锐减不说，大部分良田变成荒地，昔日衣冠之邦，长久沦为豺láng异域。蒙古人成为中原大地的主人以后，不仅“继承”了宋、金留下来的大片“官田”和“公田”，把战争中死亡人户的有主土地划为“官田”，还qiáng行侵夺当地汉人正在耕种的良田，没为“公田”。然后，慷慨至极的蒙古大汗和皇帝们很快把这些田地分赐给宗王、贵族以及寺庙。这些奴隶主领主，各拥赐地，俨然是独立王国的土皇帝，大的“分地”（蒙古贵族在“赐田”以外还有“分地管辖权”），可广达方圆三千里，户数可达二十万之多。由于“分地”有免役特权，寺庙又免纳租赋，最后一切沉重的负担，均转嫁到所谓的自由民身上。特别在初期，蒙元贵族不喜欢定居的生产生活方式，上万顷的土地被故意抛荒，使之成为他们思慕梦想中故乡的“草原”，以供放牧之用。而在其间，供他们残酷役使的“驱丁”，则完全是没有任何人身自由的奴隶。在中国南方，除大量人口被掳掠卖到北方做奴隶以外，当地汉族人民要忍受与蒙元上层相勾结的汉族“功臣”或投附地主的压迫。这些人并不因为自己一直身处南方而在剥削方面稍显温情，他们甚至仿效北方那种压榨“驱丁”的方式盘剥佃户。元朝的佃户与前后朝代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整家整家地可以被田主任意典卖，他们所生的后代仍是男为奴仆女为婢，完全是农奴制的一种另类表现形式。即使在大罗网中星星点点分散些少量的自耕农，仍旧被蒙元沉重的徭役和赋税压得喘不过气来。无奈之下，他们常常又跌入另一种万劫不复的深渊——向官府以及与官府勾结的色目人借高利贷，即骇人听闻的“翰脱钱”，这种高利贷的利息有个听上去好听的名字：羊羔儿息——一锭银本，十年后即飞翻至一千零二十四锭。元朝最早发行的纸币在此情况下，自耕农的破产与逃亡，成为元代社会的常态。
对蒙元帝国大唱赞歌的人们，总是炫耀地声称元代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商品货币关系：纸币jiāo钞是大元帝国惟一合法的通货，在欧亚大陆诸多地区畅行无阻。但是，这种“畅行无阻”，是基于铁火qiáng权和刀锋下的qiáng制。除元初忽必烈时代jiāo钞尚有基本信用外，这种基本上没有准备金的纸币政策只能说明一个事实：蒙元政权贪yínbào政下肆无忌惮的掠夺。老皇帝忽必烈死后，元朝的通货膨胀一天比一天加剧。红巾乱起后，军费支出增剧，元廷只能天天拼命赶印纸币，最终使得这些“通货”形同废纸。即使是在所谓的“和平年代”，蒙元凭这种纸币形式不断地掠夺人民的资产，除支付军费、征服开支以及维持官僚机构运行外，都是套取现货输往海外，换来一船又一船、一车又一车价值连城的宝石、美酒、金银器、地毯等奢侈品。所以，一部分东西方蒙元史家夸夸其谈的横跨欧亚的帝国jiāo通线，最初的本来目的就是便于运输这些帝王贵族的“必需”之物以及能够更快更准确地把帝国军队派往每一处角落镇压任何可能的反抗。至于后世所谓的“加qiáng了世界间的经济文化jiāo流”，并非蒙元统治者的原意，他们至死（甚至元朝灭亡），也没什么人会想到这样的“积极意义”。而且，设驿站、铺道路、开漕运的所有这些“方便”，无不是建立在汉族人民的血汗之上。报应分早晚，元朝的崩溃，最后很大程度上也源自这小小的片纸钞币，财政崩垮后，再想维持统治，难比登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