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滇大定之下，永历朝廷并无振作之相。
马吉翔与李定国手下亲信金维新等人打得火热，逐渐地，李定国本人日益受其蛊惑，疏远正人，信任宵小，致使jian党布列朝廷。
见此情形，有识者皆知南明国事渐紊，大不可为。
到死难洗一生羞——丧家狗孙可望的下场
孙可望降清，是南明史上一件大事。他投降之后，虽未亲自为清朝军队作向导，但把西南三省虚实尽告洪承畴，致使清朝及时调整方略，直捣虚处，南明彻底丧掉喘息的机会。
jiāo水之战爆发，清廷得到这个消息很晚。大战发生的一个多月后，即顺治十四年（1657年）十月二十七日，湖南永顺地方军才接到土司送来的情报，得知南明内讧的消息。
十一月一日，孙可望手下将领赵世朝先到清营，报称孙可望要降清。清军总兵李茹chūn急忙调兵前去接应，在杨田桥，巧遇被自己人追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孙可望。重兵相迎，派人把他护送到宝庆府。
对此，洪承畴极其重视，本来他要去宝庆亲迎孙可望，又怕南明军发动忽然攻击产生危险，就派人接孙可望至长沙。很快，他本人也到湘乡翘首而待。十二月初三，两个人携手来至长沙。
安置过后，孙可望一行人正式剃发降清。
北京的顺治帝也特别重视孙可望的到来，以极快速度破格封他为“义王”。对此，孙可望感激涕零。回想自己坐拥滇、黔时，南明朝廷为一个王爵迟迟不予的前境，清朝主子二话不说就赏王衔，不得不让他感慨万千。
研究南明史，乍看洪承畴给北京清廷的奏表，给人这样一种感觉，即孙可望早已与洪承畴联络，他一直准备降清。而且孙可望降清的原因，似乎是洪承畴此前做了许多工作，循序渐进，终于发生成效。
实则不然。
洪承畴任五省经略后，清军在湖广、两广、四川等地举步维艰，进守无兵，驻守无粮，进退维谷，基本上与南明处于艰苦的战略相持时期。
清军不仅士气低落，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招降招抚的招术也很难管用。
从孙可望方面讲，他从贵州逃出的路上准备投降清朝时，就已经向洪承畴发信。他当时的要求，是“借兵复仇”，收复云南，其本意还想事成后做一面之王，条件是向清廷接年jiāo贡纳赋。如果他手里有兵，自然可以以这样的语气来与清政府讨价还价。
孙可望败得太快，跑到湖南时，基本成为光杆司令。于是，他只能改变口气，表示说只要向大清借兵“以雪深仇”，并希望自己能成为清王朝属下的太平百姓，再不敢提及自己要回据滇黔之事。
洪承畴为清朝主子鞠躬尽瘁，毕竟jīng力体力有限。作为五省经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他一直误判形势，对李定国、孙可望、郑成功等人的关系搞不太清楚。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和清军的尴尬局面，他总是上疏渲染李定国、孙可望、郑成功等人的互相“联合”，对南明各系中的矛盾没有本质的认识。
由于当时洪承畴的误判，北京顺治朝廷非常动摇，费粮耗饷下，北京清廷不想再拖耗下去，甚至准备放弃湘、粤、桂、川、赣、滇、黔七省，与南明永历政权同为“南北朝”。
清廷内部产生这样的想法，与其当时的满洲高层贵族状况有莫大关联。顺治六年，豫王多铎病死。转年，摄政王多尔衮病死。而后清廷内部政治斗争，豪格、阿济格两个王爷均被赐死。再后，郡王罗洛辉、阿巴泰、博洛等人相继病死。顺治九年，敬谨亲王尼堪又为李定国所杀。所以，除郑亲王济尔哈朗以外，名王宿将，凋零殆尽。清朝富有实战经验的军事领导层，基本报销掉，八旗兵力迅速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清廷才不得不信用汉人“三王”以及洪承畴等前明降臣，并以绿营汉兵为战斗主力军。
由于征兵转饷，致使数省骚动，又无任何大的进展，洪承畴到任后，不断受到在京大臣弹劾。作为官场老油条，洪承畴以退为进，在顺治十三年，他已经上疏求退，要求回京休养。
顺治帝失望之余，也下诏同意他的请求。洪承畴很能装，他在揭帖里把自己的病情写得活灵活现：“……热症大发，烦躁有加……每一阖眼，则塘报、本章、兵马、钱粮、俱聚胸中，魂梦思想，语言颠倒……稍一停歇，则喉舌gān枯，气竟隔断……如此者，已将及十日，米食全不想下咽……（我）一身固不惜，倘致有误，封疆大计，关系非小……”
正欲离职之际，孙可望归降信到，郁郁寡欢的洪承畴兴奋莫名，假病变真病的衰态刹那全消。
如同打了兴奋剂一样，他马上给顺治帝上疏要求带病留任——其实最大的目的，就是想把孙可望投降之功全据已有。
洪承畴一向见人下菜碟，同为“势穷来归”，生前南明将领张名斌带一百多士兵投降，洪承畴立刻下令处决，并把降将的妻妾财产皆没收入官。孙可望仅携二十左右人来降，由于他名气大，是南明“秦王”，洪承畴知道对方利用价值大，就立刻破格对孙可望即时薪俸全支，上疏竭力为老孙争取王爵。
喘定之后，孙可望投桃报李，无论是逢人宣讲还是自己上奏，盛夸清朝“连年湖南、广西以守为战，节节严密，遂致明朝内变，使我决计奔投”——巧妙为洪承畴歌功颂德，让顺治皇帝和清朝大臣们觉得似乎南明内哄和他自己的投降，皆是因洪承畴在五省经略有方所致。
永历朝廷活"曹操”（10）
不仅如此，孙可望投降后，向洪承畴尽告云贵虚实，画山川地形图，把南明诸将士兵的守卫情况一一细禀。
洪承畴言听计从。根据孙可望的指点重新安排军事计划，反复研商修改，最终他本人成为“云南通”。
而后，清军以西南进军计划修改如下：第一，一改昔日一路大军齐集费饷费粮的作为，先发两路军，继发一路军，在云贵步步为营，买运米食，稳扎稳打。如此，则可免三路大军齐聚争粮之弊；第二，一军入贵州占领省城后，严禁分兵误入崇山深林拼消耗，而是要各军固地制宜，分守要害，蓄锐养威，协调指挥，从四方八面合歼南明军队。
另一方面，孙可望虽大溃败，他在南明的政治影响力不可低估。其原先的手下将领士兵虽然暂时投降李定国，日久必然产生新的矛盾。清军打着他的招牌，又有他手下数位降将熟门熟路当向导，进攻云贵，自然是事半功倍。
本来，孙可望还自告奋勇要随清军出征，清廷觉得他在北京具有更大的利用价值，就把他召回京城。
当云贵渐平，孙可望这位“义王”的利用价值也就越来越小。
顺治十五年七月，孙可望得知失散十多年的弟弟孙可升在上海的消息，喜不自胜。他忙向清廷打报告，要求清政府用公家驿传把他那个当小兵的穷弟弟一家运来北京与自己团骤。殊不料，这么一个微渺的请求，引来清廷御史一阵猛轰。别说，参劾他的疏奏有理有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