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听很多人说过，官场中人聚餐，其中有我的朋友或熟人，提议请我一块儿去聊聊天。有人马上反对说，千万别请他来，别把我们都写进小说里去。真有意思。不知这些人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我得感谢这些反对请我赴饭局的人，他们让我少去很多应酬。我很讨厌这类应酬，得听很多废话，自己也要说很多废话。我明白有些怕见我的人，也许明知道自己坏，却心安理得地做坏人。
伊渡：
这么多年来，有什么印象qiáng烈的事情触动过你的灵魂吗？我想了解你的思想发展轨迹。
王跃文：
我首先要申明的是我没有所谓思想，也就谈不上什么思想发展轨迹。我只有些片断式的想法，不系统更不深刻。有人说我看问题一针见血，我也羞于承认。我是个凡俗之人，只是不太善于隐藏自己真实的看法而已。我自从踏入滚滚红尘，身边并没有发生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一切都像我在小说里描写的那样，庸常而无奈。可是，正是这些看上去平淡的人和事，慢慢消磨着我们的人生，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也越来越莫名其妙。
我刚参加工作时，有位极可爱的南下gān部，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这位老gān部姓任，北方人，一字不识，很小就是孤儿。他不知道自己父母的名字，也不知道自己是哪个地方的人。只知道自己是北方人。我们单位领导经常说，任老党性最qiáng，要我们向他学习。每到发工资那天，任老就选几张最新的票子，跑到组织委员那里去jiāo党费。我曾把这个细节写进长篇小说《西州月》里。任老最痛恨年轻小伙子的头发长得像女人，他每次参加组织生活会都要为这事发脾气。有回，有位年轻党员说，头发长短同思想觉悟没关系，毛主席头发长，蒋介石是个光头，结果怎样？这下可把任老气坏了，一定要求组织上处分那位党员，说要是在“文化大革命”，光凭他把毛主席和蒋介石放在一起说，就该枪毙！那位年轻党员马上以牙还牙，说你刚才也把毛主席和蒋介石放在一起说了！任老气得差点儿背过气去。任老还爱讲一件事，就是他当公社书记时，为了不让倒chūn寒冻坏秧苗，带领社员群众扯着棉被，把秧田团团围住，一站就是通宵。哪像现在的年轻人，没有半点儿革命斗志！有年轻人笑着问他，那不是做蠢事吗？这又把任老气坏了。听说任老曾给某中央领导牵过马，谁也没有看过他的履历，无法证实。任老却很愿意别人提起这件事，他不置可否，只是骄傲地微笑。但你千万不能说他当过某领导的马夫，只能说他当过某领导的勤务员。他听见“马夫”二字就火冒三丈。
有回我亲眼目睹了任老的一件小事。菜市场里，任老买了菜之后，还要捡走菜摊上的烂菜叶。菜农不肯，也许是人家自己想留着喂猪。任老就同人家冲突起来。任老穿得像个叫花子，菜农哪里知道他的身份？任老就用一口难懂的北方土话叫骂起来：你知道老子是谁吗？老子身上有五处伤疤，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没有老子流血牺牲，你还想在这里卖菜？你得给地主当长工、做短工！菜农说，你怎么牺牲了？牺牲了还能在这里做鬼叫？围观群众哄然大笑。任老更加气愤了，说，我们共产党人是为你们服务的，你们还要笑话！
伊渡：
你说的任老的故事也许是个很极端的例子，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吗？
王跃文：
我当初只是觉得任老有些不合时宜，人还是蛮可爱的。可是，恰恰是这些jī毛蒜皮的小事，说明了生活本身。荒诞无处不在，已经让我们习以为常。
我刚参加工作那会儿，敢到政府门口示威静坐的群众并不多。有回，几个群众因为一桩凶杀案没有得到公正处理，跑到政府门口喊冤。任老从政府大门口经过，吓唬群众说：你们有问题可以打报告反映，喊什么冤？要是被美蒋特务拍了照，就给社会主义脸上抹黑了！喊冤群众看看他的穿着，听他讲话牛头不对马嘴，只当他是疯子，根本不理他。任老十分气愤，跑到县领导那里大摇其头：不得了啦，现在老百姓没有半点儿怕惧了！跑到政府门口闹事，吓都吓不走！
回想我小时候见过的gān部，任老讲的话大有来历。我记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前，群众对gān部的感觉就是一个字：怕。村党支部书记算是最小的gān部了，严格说来还不算国家gān部，老百姓对他们也是害怕的。我们村当时的党支部书记正好是我们生产队的，成天黑着脸，从不正眼看人。村里群众遇上他，恭敬地叫声“书记”，他总是鼻子里哼一声。他的工作主要是开会，一般不参加劳动。偶尔，他扛着锄头，出现在地头，气氛就紧张起来。我现在还很清楚地记得有回锄油菜地里的草，社员们边gān活边说笑，地里热火朝天。快收工的时候，忽然有人轻声说道：书记来了。地里马上安静下来。书记横扛着锄头来了，慢条斯理地脱下棉衣，取下手表放在棉衣上面。全村只有他有块手表。太阳一寸寸靠近山头，社员们早就想收工了，可是没人敢吭声。生产队长是书记的侄子，也不敢说话。大家都自觉地同书记拉开距离，让他像个孤家寡人，独自在田角里锄草。书记威严地劳动了大约四十分，看看手表，穿上棉衣走了。生产队长这才喊道：散工了，散工了！
上中学时，我们冬天必须经过一片密密的甘蔗地。有调皮的学生会偷甘蔗吃。有回，有个同学刚扳断一根甘蔗，忽然甘蔗地里闪出一个人。我们都吓坏了，原来是公社书记。那个偷甘蔗的同学魂飞天外，拔脚就跑。公社书记逮住我们几个无辜的学生，要我们供出那个同学的名字。我们谁也不肯说，就像电影里看到的宁死不屈的共产党人。偏有个同学顽皮，说：他叫向天问。意思是叫公社书记去问老天爷。公社书记火了：我就抓你这个向天问！这个同学很机灵，身子一晃，一溜烟跑了。公社书记追向天问去了，我们几个同学也得救了。我永远忘不了公社书记那张胖脸，脸上的肉是横着长的。
我家现在的保姆舒姐，五十岁上下，乡下人。她家里很穷，男人比她大二十多岁，长年nüè待她。照舒姐的说法，那男人手里抓着什么就拿什么打她，不管是扁担或是凳子。有回，她说起了自己的身世。她原先有过一次婚姻，因为不育，被男人休弃了。这时，一个比她大二十多岁的男人热心地照顾她，说想娶她。她家里穷，没有依靠，就答应了。可是过了几天，她发现这个男人很坏，就反悔了。那男人于是威胁说，她已经用掉他二十块钱了，一定要拉她到公社去讲理。舒姐就怕了，只好嫁给他。舒姐说她一听说公社gān部就怕，平时看见穿huáng衣服的人心头就怦怦跳。伊渡：读你的小说，我感觉到官场的人际关系，就是等级关系。官场里面等级分明，真有你描写的那么可怕吗？王跃文：说个真实故事吧。我刚参加工作时，有年chūn节单位优惠卖鱼，有条鲤鱼足有二十多斤。我家乡是山区，很少见有二十多斤的鱼。可是，同事们都患得患失，因为那是条母鱼，肚子胀鼓鼓的，满腹鱼籽，买了不合算。我见大家都不想要，就买下了。可是第二天，就传出些话来，说小王不懂味，居然把最大的鱼买下了，那条鱼应该是县长的。也就是说，依我当时的级别，只能等大家挑剩了，那些小鱼烂虾才是属于我的。这是我头回亲身体验什么叫官场等级。我曾把这个细节写进了短篇小说《天气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