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爱。
爱是这不为人熟悉的名字在编织这件难以忍受的火焰衣衫的那双手后面，这衣裳是人类力量不能够除去的。
我们只活着，只呼吸为这种烈火或那种烈火烧尽。
王跃文：我读现代诗不多。但你引的艾略特的这一段诗，我却并不认为是对人类命运的悲观描述。相反，人的情感，爱欲在艾略特笔下是诗意的、美的，虽然它以毁灭为终点。我的看法更悲观一些。生活是这样的：往往在你了解是怎样一回事之前，一切都已注定了。也许你会被迫做其他的事情，但现实生活离你想要的总是越来越远。不知不觉中，你已经永远失去了自我，你过的并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
伊渡：你的意思是，人始终活在一种你无法掌控的bī迫力量之下？
王跃文：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吧。我不知道有的中国作家们怎么那样喜欢称颂和美化人在命运前的那种驯服、那种乐天安命，那与古希腊悲剧里的人对命运的反抗和挑战、与《荷马史诗》里人对生活的主动jīng神太格格不入了。我不喜欢把人当作牛羊来写的文学。那种生活更让人绝望。
伊渡：看来你虽然声称自己是个悲观主义者，但你认可的生活态度还是很积极的。
王跃文：我的生活原则是：绝望中的永不放弃。
伊渡：也就是儒家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王跃文：正是。我以为，如果人放弃了对意义的追问与寻求，人生就真的没有意义了。一句被说得烂熟了的话：人的意义就在寻求意义的过程中。这话听起来庸常得很，可实在是说出了生命的真相。我想，无论是哲学、宗教、艺术，无论你是用色彩、用音符、用语言，亦无论你是古典派、现代派、后现代派、后后现代派，都是在用各种方式表达对人生意义的追问和寻求。也许答案不同，但过程一样。
伊渡：你作品里的人物，我感觉无论哪一种类型，哪怕是以常人的最粗浅的评判标准来看不是好人的形象，你都对他们怀有一种悲悯。你在刻画他们内心的龌龊卑劣时毫不心软、毫不留情，穷形毕态，dòng察深微，可你实际上好像对他们又总有一丝理解和宽容，让人在觉得他们可恨、可恶、可耻的同时，又觉得他们的可悲、可怜，真令人百感jiāo集，唏嘘不已。
王跃文：可以说，我笔下既没有绝对的黑色人物，也没有绝对的红色人物，大多人物处于灰色状态，有些人物是灰白或偏近于白色，这已经是读者感觉中的正面形象，比如朱怀镜和关隐达。有些人物是灰色和灰黑色，比如孟维周和张兆林。他们都是现实中很真实的人物。人性里本来就有许多灰黑色的东西，只是平日里没有给以亮相的机会和条件。种种魑魅魍魉得以在官场活动生存，有些是无所忌惮，有些则假以崇高的名目，但无论他们怎样作丑作恶，从人的本质意义上说，他们都是可悲的。
伊渡：所以，你作品中的人物，无论是陶凡、朱怀镜、关隐达，抑或张兆林，孟维周，还是《天气不好》中的小刘，都笼罩着一层悲剧色彩。我还发现，从你的长篇小说《国画》，到它的续篇《梅次故事》，其共同的主人公朱怀镜这一形象发生了很有意思的变化。这种变化在于，在朱怀镜身上，他的人格和信念发生了某种程度上的漂移。
王跃文：正像我前面所说，我不相信有罗兰？巴特所说的真正意义上的“零度写作”。任何写作其实都或显或藏地蕴涵着作者的价值观和人格取向，作者的这种取向也可以称之为人文jīng神。我虽然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但并未虚无到嘲笑一切信仰。确实，一个人要想活得轻松、活得qiáng大，莫过于放弃一切对现实生活的反抗，在废墟里把自己也变成废墟。即使在自己身上偶尔也萌发出困惑、疑问，但很快又自觉地加以嘲笑。他没有任何需证明的东西，所以他不会有软弱。这种人有吗？我小说中的张兆林、皮德求、孟维周就是这种人。但我总得有能够表现出我的价值取向的人物。我就在朱怀镜、曾俚、李明溪、孟维周等人身上作了一些表现。《梅次故事》中，朱怀镜毕竟在挣扎与犹豫中不断反省，越来越多地表现出对官场游戏规则的反抗，对趋利避害本能的背离。我不知道这样写朱怀镜是不是多少有些生硬牵qiáng，我只想表明，我对中国官场文化中的丑恶是绝不认同的。
伊渡：你刚才说到官场游戏规则，你是怎么理解“官场游戏”这个词的？
王跃文：我觉得官场游戏，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在官场中“玩儿”，在官场中混得好，如鱼得水，应该叫“玩儿转”官场、“玩儿得转”。游戏有时反而非常严肃。我看孩子们在游戏时，他们的态度简直是虔诚神圣。我们所说的官场游戏，恰恰消解掉了它的严肃性和神圣性，尽管它正是被假以最崇高和神圣的欺骗面目。我痛恨这种自欺欺人的东西。这正是鲁迅先生一直尽全力去戳穿的中国的“瞒与骗”。如果游戏的意思就是指“玩儿”，我对这种所谓的游戏也绝不认同。
伊渡：你有一篇随笔，就叫《拒绝游戏》吧？真是说得斩钉截铁。实际上，戳穿伪崇高和伪神圣，并不意味着对一切真正崇高神圣的否定。比如你前面说的人对自身生命存在意义的寻求和构建，这就是崇高神圣的。如果作为人的本质意义都消解了的话，人确实与禽shòu无异了，那才是真正可悲哀的事。话说回来，我其实挺羡慕你现在这种自由写作者的身份。你说过自己现在人格独立、jīng神自由。我想你离开政府机关前，一定不是这样。
王跃文：称自己为自由写作者，首先是就外部身份而言，指自己的社会角色。当时我在政府机关，文学创作都是八小时之外的事。但却有人背后说我不务正业。我说自己无非是八小时之外不打麻将、不走门子、不gān别的yīn暗勾当，挤出时间写作。他们却说，白天你人在办公室，脑子却可以构思小说啊！我就无话可说了。如此蛮横，都是几十年思想运动落下的毛病，要管人的灵魂。我说原来写作不自由，重要一点还是指一种内心状态。人的外部身份与他的内心状态往往并不能统一，有时甚至矛盾、背离。有些人能很好地用他的外部身份将内心世界隐蔽起来，有些人则为二者的不能协调痛苦，jīng疲力竭。这样的人，不论你是做什么的，当然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身心自由。那要空耗费掉许多能量。写作更是如此。现在我是职业作家了，写作是否就完全自由了呢？唉！谈论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写作，是件很奢侈的事。
伊渡：其实人在获得更多自由的同时，也就意味着更多的承担。当年《国画》出版，引起读者广泛关注，几乎洛阳纸贵的同时，好像也给你带来了不少麻烦。因为你在小说中塑造的人物形象太典型了，谁看谁像，看谁像谁，许多人私下里免不了对号入座，所以对你有怨恨。
王跃文：这真是无可奈何的事。作为一个读者，有权利从书中读出任何含义，社会学的、心理学的，等等。如果他不愉快，也许是因为他从作品中，看到了某些一直有意不想让自己看到的东西。作品一旦发表，就不再属于作者。晚清时曾有一位少女，因为读了《红楼梦》，口里呼唤着宝玉的名字而死。你能因此追究曹雪芹的责任吗？或者可以打一个这样的比方：谁在镜子中看到了使他不愉快的影像，他不能怪罪于镜子而把镜子打碎。镜子碎了，他的嘴脸也不可能好看起来。相反，他拿碎镜子去照，那张嘴脸更可怖。所谓得罪人，我也说不清楚。不会有人公开地说我的小说影she了他，他们是不愿意也不敢承认的。也许有不少人看了我的小说不高兴，这是事实。个中原因，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