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说的意思是，就连腐败都是有级别的。有些人有资格腐败，有些人没资格腐败；有些人的腐败不算腐败，有些人稍微出格就是腐败；有些人的腐败甚至是有制度保障的，比方各种高级豪华接待场所里的享受。我想把这种现象叫做“腐败歧视”。就说那个国宾馆，每年各种各样的高级人物要在里面上演多少腐败闹剧，人们都司空见惯，而村gān部跑到里面去开会，那就不得了啦！就是天大的腐败了。老百姓对高级官员的奢侈享受有意见，最容易被人指责为农民意识。其实，老百姓是通情达理的，他们并不要求省部级gān部都去坐公共汽车、住三室两厅，但再高级的官员都没有理由花纳税人的钱去住每晚几万、十几万的总统套房。高官们的腐败，已远远超出老百姓的想像能力！
你明白腐败是有级别的，就会明白为什么有的人贪污三四百万就会杀头，有的人贪污千万、几千万还活得好好的。可以断言，贪污上亿的腐败官员恐怕早就诞生了，只是人们还不知道。
伊渡：
我注意到一种现象，目前中国老百姓对现实当中种种不正常的情况，有着很qiáng的包容度，似乎见怪不怪。我觉得这是麻木和惰性。就像贾府里的家人，都知道主子的钱财来路不明，却自觉维护主子的财产机密。
王跃文：
中国国民性的改造任务远未完成，文学应该继续担当国民性批判的任务。中国老百姓已经很驯服了，可很多官员还经常感叹老百姓越来越不好管了！从我参加工作以来，总看见官场当中有人不断地怀念过去。现在到了二十一世纪了，有人居然怀念“文革”时期，他们觉得那个时候老百姓好管多了。当然这种论调没有谁敢理直气壮地放在桌面上说，只敢私下里发怨气。为什么有些人总是怀念过去呢？这个传统大概从孔子时候就开始了。今不如昔是有些人惯常的心态，正像孔子向往的那样，“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朝之所以令人神往，无非是那时候民智愚昧，最好糊弄。权力被垄断之后，当权者最大的愿望就是权力运用得心应手。
伊渡：
中国老百姓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会同官府过不去的。自古就有句老话，民不与官斗。因为胳膊扭不过大腿。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些官员是被民众宠坏的。
王跃文：
有什么办法呢？权力大到人们惧怕的时候，就只有认了。如果有望从权力那里得些好处，就更加万事皆休了。所以，趋炎附势是很多人认同的明智选择。这是中国民众的弱点。有的单位搞内部改革，旗号打得吓人：民主推举，竞争上岗；选票面前，人人平等。真是这么回事吗？扯淡！细则规定，领导班子一票等于二十票！有的单位甚至领导一票等于三十票。于是，热热闹闹、装模作样地改革一番，还是几个领导想用谁就用谁，群众意愿仅仅只是意愿。你有意见？人家甩出党管gān部的底牌，你就哑口无言了；你再有意见？人家扣你个妄图搞大民主的帽子你就吃不了兜着走。端掉你的饭碗，看你还调皮不？！
伊渡：
只要牵涉到饭碗问题，大家就老实了。如果社会资源真正属于市场配置，如果有完整的社会保障机制，如果饭碗真正是端在自己手里，大家的腰杆子会硬得多。现在有的官员埋怨老百姓越来越不好管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很多人的饭碗官方管不着了。
王跃文：
老百姓自己呢？大多时候也是经不起拷问的。如今很多老百姓的怨气，就是巴尔扎克《高老头》里面写到的拉斯蒂涅的怨气。拉斯蒂涅痛恨上流社会，只是因为他不能像上流社会一样花天酒地。有些老百姓，如果自己家里有人做官掌权，他们看待官场腐败的态度就平和多了。包括有些小gān部也是如此，他们自己没发达的时候，嫉恶如仇，正义凛然；一旦自己时来运转，手握大权了，嘴脸就变了。正如鲁迅先生说的，人一阔，脸就变。
伊渡：
这种人哪里都有，并不只是在官场，好像中国不管哪个角落都充斥着官场气息。学校校长、企业经理、医院院长都把自己的职位当官在做，真是荒唐。
王跃文：
有人指责我的眼睛老盯在官场。说实话，我自己也有些烦了。可是，不良的官场文化的yīn影笼罩着整个社会，我做不到视而不见。有个笑话，说“文化革命”期间，两个挨整的知识分子被派去劳动，他们出门几步，突然回头问管教gān部：我们两个人哪个负责？我想这绝对不是夸张，官场意识真有如此根深蒂固。
官场文化你可以有种种定义，但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我有权力，我要管你！至于我还要谋取特权，我还要贪污腐败，等等，都是自然派生的东西。
有些官员说现在老百姓不好管，最令他们头痛的就是老百姓动不动就集体上访。不论哪级政府门口，好像天天都有上访的群众，只是人数或多或少。政府在群众上访这件事上，本身就不能自圆其说。一方面，人民信访制度被说成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一方面又严令各级政府劝说群众不得上访，特别是不允许发生大规模集体上访。人民信访制度是在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老百姓反映情况、伸张正义、洗雪冤情的渠道。现在老百姓仍然沿用这个渠道，只能说明法制路径照样不畅通。不管是哪个路径，民意总得有个气孔表达出来。一味地堵，只会造成更大的麻烦。如果把老百姓表达民意的举动看成是不好管了，显然是没有道理的。其实这些都是常识，并不值得我们在这里讨论。可是，有些官员往往无视起码的常识。
伊渡：
我从政府门口经过，常常看到上访的群众。不知道他们的请愿都能否如愿以偿。
王跃文：
我说件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我把它戏称为“机场革命”。去年大概是九月份的时候，我从成都坐飞机去兰州，晚上八点多的飞机，结果延误到了深夜两点多。等待过程中，乘客们越来越激愤，要向民航方面索赔。机场方面先是不停地道歉，后来推说这是航空公司的原因，同机场没有关系。乘客当中有两位是某电视台的记者，扛着摄像机录像，说要报道这件事情。
机场方面怕媒体曝光，态度马上缓和起来，但没有任何实质性答复。乘客对机场值班的说，你如果没有权力解决问题，就马上向上头请示！值班的说，现在这么晚了，领导都睡觉了。乘客们听了这话，可气坏了，说我们这么多人深更半夜被滞留在机场，你居然说领导睡了就不敢打电话了！
那两位电视台的记者最积极，充当了乘客的利益代表。他们高声嘱咐乘客们，一定要索赔！这时，机场值班人员答应写张条子，说乘客在兰州下飞机后，即可去某航空公司索赔。乘客们拿着机场出具的条子一看，都说这个没用，只是证明误机多少时间，并没有承诺赔偿。大家更愤怒了，指责机场在愚弄乘客。
争论了个把小时，飞机到了。机场广播，请大家登机。两位记者呼吁大家不要登机。这时，有个乘客出来说话，说他刚坐过某航空公司的飞机，也是延误时间了，机场出了证明，大家一下飞机，每人领了三百块钱的赔偿金。这个人说着，还拿出个印有某航空公司字样的信封，说里面三百块钱，他都还没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