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上jiāo索南嘉措的“礼物”予朝廷，并建议明神宗回赐这位藏地宗教首领，封其为“禅师”。所以，西藏的内附与达赖系统的形成，张居正功劳不小。
简介完张相爷的种种“好事”之余，也要谈谈他鲜为人知的政治劣迹。
其一，官员考成法虽然行之有效，但他完全把内阁阁臣的权力上升为封建王朝的金字塔尖（上面还有皇帝），科、部、院，皆成为内阁监督下的被动执行部门，朝内御史和给事中等言官完全丧失了弹劾的自由和权力，他们想论劾某人，先要向辅臣（阁臣）送揭帖，名曰“请敬”。如此一来，先前对君主权力都有拒否权和监察权的言官，顿时下降成阁臣的听命仔。
其二，张居正以整顿天下书院为名，大肆压制学生、士子的言论自由，并关闭了包括南康白鹿dòng书院、吉安白鹭洲书院等多处讲学公议场所，甚至连泰州学派的思想家何心隐也在他授意下惨遭杀害。由此，以学人、士子为代表的公共言路被张居正封杀。
这两点错误作为，危害极大，流毒甚广，而且不因他本人的残废而中止。
1588年，张居正病死，明神宗亲政（时年二十）。这位贪婪怠政的帝君虽然对张居正本人不厚道之甚，但对考成法和一条鞭法仍奉行不辍。亲政仅四年，昏惰的明神宗便以“身体不好”为由怠政，朝臣们党同伐异，相互攻讦陷害，政局日紊。而后，青海蒙古部落、宁夏哱拜的回鹘种群以及播州（遵义）的土司杨应龙相继叛乱，虽最后皆被平定，但费饷困兵，搞得明政府焦头烂额。
屋漏偏逢连夜雨，正是在这种内患起伏不息之时，日本侵朝战争爆发。明政府又不得不面对外部的巨大压力。
丰臣秀吉梦想的踏板——高丽半岛
说起丰臣秀吉，现在的中国人和韩国、朝鲜人肯定jiāo口指斥他这个大“倭寇”。笔者替他说句“好话”，当他统一了日本之后，曾经严令打击“倭寇”（日本官方也把这些沿海流窜海盗称为“倭寇”），从严从重惩治海盗。
与此同时，他给出海做正当生意的日本商人发放官方“朱印状”，保护这些做海外贸易商人的正当权益。
可能有人会问，倭人多坏，丰臣秀吉更坏，这个大倭头怎么会做出这种打击“倭寇”的好事？这种想法，近乎天真。丰臣秀吉是个政治家，统一日本之初，他想念及的，乃更大的政治经济利益。沿海倭寇对中国的窜扰，对他本人及京城大贵族没有多少利益，只给各地的大名和武士集团带来丰厚的利益。所以，从大处着眼，他当然要垄断根本对外正当贸易所带来的巨大利润以供巨大的侵略机器能够日益成熟，不会允许“小打小闹”的倭寇海盗敲金分肥。
丰臣秀吉野心颇大。早在万历六年（1578年），时为织田信长家臣的丰田秀吉就曾向主子丑表功展示心迹：“图朝鲜、窥视中华，此乃臣之素志！”到了万历十九年（1591年），丰臣秀吉已经嚣张至极，扬言曰：“我有欲统大明国之志，不日泛楼船过海，占据中华，易如反掌！”他自比日本为“弓箭锐利之国”，以大明为懦弱好文的“长袖之国”。
也就是说，日本这个一直以中华文化为母体宗主文化的国家，发展到丰臣秀吉时代，终于走出“藩夷”的心态，不仅不再视中华为“天朝”，不仅把大明当成与其对等并立的国家，而且还产生出全新的“日本型华夷意识”。
在丰臣秀吉心中，他已经以“中华”概念自居，先前以中国为主宰的亚洲册封朝贡体系，已经在他眼中消溃。
依据当时的世界政治地理，日本想入侵中国，必须以朝鲜半岛为跳板。控制了朝鲜，才有可能进攻大明朝。
起先，丰臣秀吉想以“怀柔”方式使朝鲜自动归降。万历十七年（1589年），借归还一批朝鲜叛民示好之际，丰臣秀吉致信朝鲜国王：
本朝（日本）开辟以来，朝政盛事，洛阳壮丽，莫如此日也！人生一世，不满百龄焉，仅能郁郁久居此乎！吾不惮国家之远，山河之隔，欲一超直入大明国，欲易吾朝风俗于四百余州，施帝都政化于亿万斯年者，在吾方寸中。贵国（朝鲜）先驱入朝，依有远虑无近忧乎？远方小岛在海中者，后进辈不可作容许也。予入大明之日，将士卒望军营，则弥可修邻盟。余之愿，只愿显佳名于三国而已。
朝鲜国王接信，以为丰臣秀吉这日本瘦猴吃生鱼片虫子进脑胡说八道，既没当真，也没理会，更想不到这个疯子真敢打泱泱大明天朝的主意。日本岛夷，蕞尔小国，朝鲜国王以他有限的想象力，根本意识不到倭人能有那么宏大的野心。朝鲜人对日本人的“深刻”认识，仅局限于“倭寇”而已。日本海寇自其“南北朝”时代开始，cháo水般一拨又一拨侵袭朝鲜沿海地区。倭寇之乱，朝鲜先于明朝首罹其毒。李氏朝鲜建国之际，由于大明给面子承认了李成桂得位不正的政权，李氏感激涕零，得以竭尽全力抵御倭寇之患。同时，由于李朝在国内大行“科田法”，国力日qiáng，军力日qiáng，最终沉重打击了侵掠朝鲜半岛的倭寇。
世易时移，承平近二百年后，李朝与大明朝相仿佛，党争严重，勋旧集团与士林集团明争暗斗，内讧不已。特别可笑的是，士林集团掌权后，他们自己人又窝里斗，分裂成东人党和西人党两大派，造成巨大的内耗。所以，朝鲜朝廷对即将来临的日本入侵，根本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和物质准备。
日本方面，当时还没有打“闪电战”的军事能力。丰臣秀吉在诱引朝鲜归降的同时，两手抓两手都硬。他在日本国内进行兵力总召集，以名护屋城（今名古屋）为大本营，起兵三十余万，造战船千艘，储存武器装备，随时准备出击。
明朝方面，万历十八年刚刚经历过一次“洮河之变”，即蒙古第三代“顺义王”奢力克悍然侵边，首犯西宁，并连陷临洮、河州、渭源，攻克洮州，明军数位主将败死，西北震动。明军丧败之余，朝士们意识到了大明朝战斗力的低下以及军队士气的低落。
在以银子求取和平的同时，明朝两名副总兵（相当于大军区副司令）之死，其实使明朝的国威大受损挫。正是在这种“寇轻边将”的情况下，宁夏有哱拜之乱，播州有杨应龙之乱，而丰臣秀吉也添乱，把战争指向大明的藩属国朝鲜。
相互被瞒骗的“和平”——日本第一次侵朝战争
日本侵朝，最终途径是从九州扬帆，越过对马海峡直击朝鲜。恰好九州的封建领主锅岛和黑田与丰臣相jiāo甚厚，他们举四只脚赞成丰臣秀吉侵略，并为大举入侵专门在九州北部修建侵略大本营“名护屋城”。
万历十九年（1591年），明廷已经接到日本招诱琉球（当时还是大明天朝忠心耿耿的藩国）想进行侵略的情报，但大臣们无一把这当事，认为倭寇已遭灭顶之灾，倭人又何能为也。
1592年（万历二十年，朝鲜宣祖李昖二十五年）5月23日，日本发动侵朝战争。由于当年是朝鲜“壬辰年”，他们历史上称先后两次的抗日战争为“壬辰卫国战争”，中国一方称为“万历朝鲜之役”，而日本则把两次战争分称为“文禄之役”和“庆长之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