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人性_徐磊/梅毅【完结】(68)

2019-03-10  作者|标签:徐磊 梅毅

  明太祖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yīn狠毒辣、坏事做绝的老皇帝朱元璋“驾崩”,朱允炆即皇帝位,是为建文帝,诏改明帝为建文帝元年。

  朱允为皇太孙时,“诸王以叔父之尊,多不逊”,视其为huáng口小儿,骄横之情溢于言表。身肩明帝国未来重任的朱允炆当时心中就很忧虑。有一天,他问侍读的太常卿huáng子澄:“我几个叔叔各拥重兵,何以制之?”huáng子澄儒士出身,深谙历史故事,马上一五一十详细地把汉景帝实行削藩政策、平定七国之乱的史实讲给当时的皇太孙听。毕竟也是一仁弱书生,朱允炆听后心喜,觉得事情并不难办,“吾获是谋无忧矣!”

  当初,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在南京建都,地距边塞六七千里远。故元的蒙古残兵败将常常于塞下出没,捕杀吏民,抢夺财物,骚扰边境。因此,对于各边境重要地区,明初皆以皇子坐镇。朱元璋对属下将领非常猜忌,对他自己的骨肉诸子却一千万个放心,下命诸子可以专制国中,各拥jīng兵数万,并有征调各路军兵的威权。毕竟是穷和尚要饭花子出身,朱元璋为人做事雷厉风行,杀人从未手软,但对中国历史的流脉,他根本不如那些读过书的帝王们那样理解得深透,想不到他自己死后亲儿子会带兵gān掉亲孙子,直接威胁着他绞尽脑汁在千百万人头堆上建立的大明帝国。

  虽然朱元璋喜怒无常,总以杀人为乐事,但其臣子中也不乏深思远虑、耿耿忠心之辈。早在洪武九年,训导叶居升就“应诏陈言”,极论朱元璋“分封太侈”的隐患——“《传》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国家惩宋、元孤立,宗室不竟之弊,秦、晋、燕、齐、梁、楚、吴、闽诸国,各尽其地而封之,都城宫室之制,广狭大小,亚于天子之都,赐之以甲兵卫士之盛,臣恐数世之后,尾大不掉。然后削之地而夺之权则起其怨,如汉之七国,晋之诸王。否则恃险争衡,否则拥众入朝,甚则缘间而起,防之无及也。”

  在点明了诸侯藩王尾大不掉的隐忧后,叶居升进一步力排众议,深入分析了“疏不间亲”论点的害处——“今议者曰‘诸王皆天子亲子也,皆皇太子亲也’。何不摭汉、晋之事以观之乎?孝景皇帝,汉高帝之孙也。七国之王,皆景帝之同宗又兄弟子孙也。当时一削其地,则构兵西向。晋之诸王,皆武帝之亲子孙也。易世之后,迭相拥兵,以危皇室,遂成五胡云扰之患。由此言之,分封逾制,祸患立生。援古记今,昭昭然矣。”在举出了西汉“七国之乱”和西晋“八王之乱”的鲜明例证后,叶居升还在奏表中言之凿凿地为老皇帝出主意:“昔贾谊劝汉文帝早分诸国之地,空之以待诸王子孙,谓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愿诸王未国之先,节其都邑之制,减其卫兵,限其疆里,亦以待封诸王之子孙。此制一定,然后诸王有圣贤之德行者,入为辅相,其余世为藩辅,可以与国同休,世世无穷矣!”

  如此立意明白、条理清晰、直陈利害的忠臣言奏,朱元璋阅毕,竟勃然大怒,认为叶居升居心叵测,离间皇室。锦衣卫不是吃素的,这些皇家恶狗以最快的速度把叶居升从家中逮往大狱,五刑毕具,活活拷掠至死。

  第83节 不成熟的“正确”选择(2)

  “后无敢言者”。别的皇帝只有“逆鳞”数片,朱元璋这条老王八蛋龙全身上下连asshole都是“逆鳞”,况且皇上家事,动辄就有灭族之罪,因此在其后的“洪武”二十多年间再也没人提起藩王诸镇之事。

  建文帝即位后,宣布太祖“遗诏”,其中关键内容在最后:“诸王临国中,毋得至京。王国所在,文武吏士听朝廷节制,惟护卫官军听王。”此诏用意,一是怕诸王以哭临大行皇帝为名忽然带大兵进京夺位,二是明令各藩王属下官吏直接听命朝廷。

  “诏下,诸王不悦。”这些人互相之间秘密通风报信,都私下讲是新上任的兵部尚书齐泰从中阻挠诸位“孝子”进京哭临。

  不久,户部侍郎卓敬又上密疏,奏请裁抑宗藩。“疏入,不报”。建文帝虽留中不发,实际上是正在认真考虑削藩的步骤。虽然卓敬上的是“密疏”,但诸王耳目众多,消息早已传开,“于是燕、周、齐、湘、代、岷诸王频相煽动,有流言闻于朝”。

  事已至此,建文帝就把从前的老师huáng子澄和兵部尚书齐泰秘密召至内殿,商议削藩大事。齐泰认为燕王拥有重兵,且“素有大志”,应该先拿燕王开刀,削夺他的藩地。huáng子澄持相反意见,认为燕王久有异志,一直秣马厉兵,很难一下子搞掂,“宜先取周,剪去燕王手足,再图燕不迟”。建文帝年轻,两位左右手又都是文士书生,仓猝间就议定大事。于是,建文帝即位后的当年七月,下命曹国公李景隆突然调集大兵奔赴河南,把周王王府围个水泄不通,逮捕了周王及其世子嫔妃一gān人等,俘送南京,下制削去周王王爵,废为庶人,迁至云南蛮荒之地看管。

  同年冬天十二月,建文帝又把代王徙至蜀地,把这位为人告发“贪nüè残bào”罪名的王叔jiāo予蜀王看管,实行“双规”。

  由于事出忽然,周王、代王措手不及,果真没费什么力气就被一窝端掉。但是,两个王爷的“罪状不明”,确实也令不少人心中疑惑。当时朝中各位朝臣附和新帝之意,纷纷上书削藩,倒是一位退休的都督府断事(高参)高巍上书劝谏,建议把诸王的藩地jiāo叉分封给已婚的王子们,犬牙jiāo错,互相牵制,互相维护,互相监视,不仅推恩及广,又不会因qiáng行削藩而伤感情,诸侯势弱,自然天子势qiáng。“上嘉之,然不能用”。估计是当时齐泰、huáng子澄正受宠任之际,建文帝对这两个人言听计从,想一举削夺诸位藩王的实权。

  建文元年五月,朝廷又因岷王朱“不法事”废其为庶人。不久,湘王朱柏因私印钞票和擅自杀人,受到朝廷“切责”。朝廷还派使臣至其封地,勒令其入京接受鞫审。这位湘王朱柏也挺倔宁,对左右说:“我听说前代大臣下狱前,多自己引决自杀。孤家是高皇帝子,南面为王,岂能受rǔ于狱吏而求活呢!”他聚集诸子、嫔妃,紧闭宫门,阖宫自焚而死。

  一不做,二不休。建文帝及朝臣又诏齐王朱进京,废为庶人,关进大狱。接着,下诏把代王朱桂也在大同软禁,废为庶人。数月之间,针对诸藩王的大狱一起紧接一起,天下震动,恰恰也给了实力最qiáng的燕王朱棣以起兵口实。

  “诸藩者,削亦反,不削亦反”。开头不拿最qiáng的燕王开刀,这才是建文帝及其诸臣最大的失策!

  清初史家谷应泰对于建文削藩之事倒有“事后诸葛”之见。他认为,明太祖在世时,就应该下令诸藩遣子入侍于京师,并在禁宫内院建“百孙院”,择以淳儒良师对这些小龙崽子们予以教化,既留了“人质”,又传习了藩臣之礼;同时,再派勇臣猛将镇守四方关键之地,坚壁高垒,严防诸藩异动。一俟诸王子弟成年,马上下恩诏裂土分封,使各个小国林立,都没有能力萌发造反不臣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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