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有个曾国藩_赵焰【完结】(42)

2019-03-10  作者|标签:赵焰

  剿捻之初,最让曾国藩伤透脑筋的,就是陈国瑞与刘铭传的“械斗案”了。陈国瑞原是太平天国的一员悍将,之后反戈一击投降了僧格林沁。因为打仗很勇敢,僧格林沁对他十分器重。僧格林沁死后,陈国瑞划归曾国藩指挥,当时,以总兵的身份驻扎在济宁。淮军名将刘铭传率领五千士兵进驻济宁城郊后,因为受曾国藩的委任负责该地区的全权事务,刘铭传颐指气使,令陈国瑞速速来见他。心高气傲的陈国瑞哪里受得了这个窝囊气,不仅不见刘铭传,相反,还乘夜幕降临,袭击了刘铭传的营地,杀死了刘铭传数十个士兵,抢走了三百杆洋枪。刘铭传火冒三丈,点起两千淮军直冲济宁城。陈国瑞哪里敌得过剽悍的“铭”字营呢,结果是淮军不仅夺回了三百杆洋枪,把陈国瑞也活捉了,关在营中折磨了三天三夜。陈国瑞被放出来之后,连滚带爬赶到徐州,号啕大哭,把刘铭传给告了。

  前方没有杀敌,后方自己人倒gān上了。这起械斗案让曾国藩非常恼火。在先前的湘军中,是很少出现这种事的。大敌当前,曾国藩只好先暂时把这事冷一会,然后,各打五十大板,安抚一下。谁知粗鄙的陈国瑞一直耿耿于怀,曾国藩几次让他带兵出击,陈国瑞都拒不执行。曾国藩一气之下,软硬兼施,向皇帝参了陈国瑞一本,说陈国瑞在僧格林沁遇难之时,援救不力,只身逃走,本当治罪,因考虑大敌当前,让他戴罪立功,视情况再予以处理。朝廷同意了曾国藩的意见。陈国瑞见上谕治罪,吓出一身冷汗,从此学乖不少,再也不敢对曾国藩不恭敬了——这一场风波就这样暂时平息下来了……类似的风波还有不少,着实让曾国藩伤透了脑筋。

  内部基本理顺了,前方战事的进展,却一直超出曾国藩的计划范围。捻军的马队跟先前的太平军的确不一样,他们居无定处,出没无常,很难追踪到他们的大批人马。有时候好不容易有了捻军的踪迹,等到曾国藩调集人马前来围剿时,那些捻军马队会突然急行军,跳出曾氏所划定的防区,让清军竹篮打水一场空。对此,曾国藩一直束手无策。在剿捻过程中,朝廷也一而再、再而三在对前方情况不明的情况下,对于曾国藩的用兵,屡屡进行gān涉。这样的瞎指挥让曾国藩非常不舒服。以曾国藩的想法,对于捻军的围剿,一定得不急不躁,一着急,会容易自乱阵脚,陷入敌人的圈套。以目前的态势,只要稳扎稳打,不给捻军以可乘之机,还是有相当机会的。当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军队和地方一定要联动起来,如果军队和地方能做到整体联动,并保持高度的一致性,那么,战事的胜利肯定是迟早的事。

  1866年3月25日,曾国藩由徐州启行赴济宁。途中,曾国藩先是在山东邹县的孟子老家,朝拜了孟子庙。然后,曾国藩又来到了曲阜,朝拜了孔庙和颜回庙。这是曾国藩第一次在孔、孟的家乡盘桓。在曾国藩的心中,孔子和孟子所处的那个遥远的古代尽管充满兵燹,却依然是一个芳香的年代。在孔庙,曾国藩细细地观看了悬挂在壁板上的各个时代的圣贤图,参观了金丝堂所藏的各种古乐器,也看了乾隆帝当年来孔府祭祀时所赐的几件周朝青铜器:木鼎、亚樽、牺樽等等。对这些礼乐之器,曾经当过礼部侍郎的曾国藩非常熟悉。现在,如此近距离地观察和摩挲,曾国藩心中油然升起一股暖流。曾国藩感到传统一脉相承的联系,传统不只是静静地躺在历史的典籍中,而是无处不在,如空气和水一样,一日日地浸yín你,如影随形,如鬼似魅。

  在曾国藩心中,孔子和孟子都是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乱世之中,他们都有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jīng神。人,就是要有这种jīng神的。就孔子和孟子而言,他们之间也是有区别的:孟子可以说是少年哲学,英气bī人,讲进取,讲内圣外王,这实际上是对于人本身的一种至高的要求,也体现了中国读书人的理想。这样的要求不仅仅是道德上的,还有作为上的。孟子给中国文化带来了健康与积极的一面。至于孔子呢,相对来说,更加温柔敦厚,他的学说更像是一个中年人,平和、敦厚、智慧。孔子重视的是对于个人内心的冶炼,以及个人行为的修正,并将这种冶炼上升到道德和“仁”的范畴。在曾国藩看来,什么是“仁”?“仁”实际上就是种子,是人格中最核心的部位。当一个人能够真正地寻找到自己的本我,明白自己实际只是人类的一部分时,他就会摒弃私欲,归于“大我”了。这样的境界,才算是得“仁”了。虽然曾国藩一度热爱孟子和孔子,但此时此刻,他最崇尚的,却是老子和庄子。在曾国藩看来,老子和庄子更智慧,更洒脱,也更具有平衡的意义,他们对于这个世界的认识,更加接近于这个世界的真谛……当然,这些先哲们的思想都不是矛盾的,他们只不过是各有侧重点,也各有自己的年龄段罢了。大道相通,其实,他们的思想和看法,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相同的。现在,徜徉在孔子和孟子的家乡,曾国藩感到从未有过的满足,也体会到了从未有过的平静。他觉得自己是有资格跟这些圣贤对话的,这些圣贤在他面前已不是高高在上,而是亲切而和蔼,这样的感觉,使得曾国藩醒悟到,自己的内心跟他们相比,装盛的,已是同一个东西了。

  从4月初起,曾国藩就一直驻扎在山东济宁。北方的chūn天跟南方的不一样,南方这个时候,已是莺飞草长,chūn意盎然了,但在北方,原野上遍布的榆树和槐树还没有吐出新芽来,chūn天,就那样地姗姗来迟,让人心焦。每天,曾国藩都要在院落里踱着步,有时候抬头眼光扫到树梢上,会不由自主地替这些树着急。当树枝吐出新绿的时候,曾国藩收到了九弟曾国荃的一封信,告知已在湖南老家养好了病,准备赴湖北巡抚任。让曾国藩更为高兴的是,曾国荃告知同时新招募了一支一万五千人的新湘军,打算从武汉进军河南,从西部围剿捻军。这样的消息让曾国藩很兴奋,曾国藩知道曾国荃在打仗方面,的确是一个天才。有了弟弟的支持,曾国藩心里踏实了不少。不久,另一个好消息也传来,湘军猛将鲍超率一支湘军旧部赶到湖北,也打算从西部对捻军发动进攻。有了这两个打仗不要命的猛将,曾国藩分明能感到胜利的指日可待了。

  7月底,曾国藩由济宁登舟启程前往河南周口。这个时候,捻军的主力全部聚集在河南境内。在此之前,捻军因为不能渡运河东进,只好掉转方向,一度进至亳州、怀远等老根据地。因为在清圩过程中大批同情捻军的支持者被杀,当地百姓噤若寒蝉,再也不敢与捻军来往。捻军失去了百姓基础,钱粮供应跟不上,只好重返河南西南部境内。曾国藩急调刘铭传、张树珊、潘鼎新等部赶赴沙河一线,兴办贾鲁河、沙河防河工程,并调刘松山、张诗日各军渡贾鲁河西进,与曾国荃、鲍超军配合,力图将西捻军限定在豫西、鄂东地区,形成口袋阵势,瓮中捉鳖。曾国藩最担心的就是捻军突破这个口袋,进入西部或者东部,那么,曾国藩所做的一切,都将前功尽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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