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有个曾国藩_赵焰【完结】(12)

2019-03-10  作者|标签:赵焰

  1853年1月12日,正在白杨坪的曾国藩收到咸丰皇帝的寄谕,要求他协同湖南巡抚办理团练。曾国藩刚刚把母亲的棺柩厝置于居室,还没来得及举行葬礼。接到咸丰的圣旨,曾国藩想了很多,他最担心的是,自己在守孝期间出来从军,怕招人耻笑——按帝国官制,官员在父母亡故后都要在家丁忧三年。曾国藩还担心的是,自己一介书生,从没有带过兵,哪能打胜仗呢?除此之外,曾国藩对于地方政府的办事能力和作风也感到信心不足,如果招兵买马,那些效率低下、腐败严重的地方政府,能积极支持自己吗?曾国藩前思后想,还是决定给湖南巡抚张亮基写一封信,想推脱此事。信写好后还没有发出,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武汉失守,不久前刚刚见过面的湖北巡抚常大淳被杀。曾国藩非常震惊,局势的危急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耿直的曾国藩觉得自己应该挺身而出了,即使不成功,但只要成仁,又何妨?正在曾国藩拿不定主意的时候,老友郭嵩焘专程赶到湘乡,为曾母吊唁,到达白杨坪时,已是深夜了。稍稍吃了点东西之后,两人秉烛而谈,郭嵩焘力劝曾国藩起事,郭嵩焘认为此时如果曾国藩不振臂一呼的话,那么,中国文化的道统将难以传承。郭嵩焘的凿凿言辞,让曾国藩打消了顾虑。曾国藩决意投身于战争的尘烟之中了。

  地方团练

  四十二岁的曾国藩投身于这一场战争,绝对可以看作是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在中华帝国长长的历史上,还没有一个朝代,是以这样的方式力挽庙堂于既倒的。更多的时候,民间的力量往往选择朝廷的对立面,卷起狂飙和巨làng,加速一个朝代的毁灭。但这一次,由曾国藩出面组织的民间力量却站在了朝廷一边,尤其是广大的知识分子,几乎是一边倒地站在了道统一边,像圩堤抵御洪水一样抵御着外来宗教对于本土文化的侵蚀。太平天国在民间知识层的顿然失势,让这个政权一下子头重脚轻,不可避免地遭遇到失败的命运。

  曾国藩纪念馆一角

  卷入这场战争,同样可以看作是曾国藩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其实对于曾国藩来说,回乡练勇,也是对他个人的挑战和超越。以科举入仕的曾国藩虽然一度在京城风光,但往下的前程,已属于既定:一是如京城蝇营狗苟的官僚一样,亦步亦趋,像一头转磨的驴子一样在中央六部慢腾腾转上一圈,缓慢地获得升迁,耗尽自己的生命;或者,像那些穷酸的翰林阁老,一辈子皓首穷经,终老于灰蒙蒙的故纸堆中,变成一条僵死的蛀虫。虽然一直酷爱读书,但对于那种僵死的生活方式,曾国藩并不热衷,曾国藩追求的是“经世致用”,他更愿意去做一个治世之能臣。主意拿定之后,曾国藩一边处理善后之事,一边频繁与外界联系,想获得更多信息。各方反馈来的消息,让曾国藩对于形势也有了一个准确的判断。曾国藩考虑的是,如何在浓云密布的战争风云之中,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

  很多年后,当曾国藩回忆起自己的人生时,会不由自主地感叹命运的不可捉摸,作为一介毕生钟情于学问和操守的书生,就那样突如其来地陷入了戎马生活中不能自拔。这样的结果,明显地带有宿命的意味。曾国藩曾自嘲说当年从军主要是自己想“赌口气”,是为了自己的自尊。实际情况确是如此,熟读《论语》的曾国藩当然懂得《论语》上那一句著名的话:“夫道失求诸野。”在曾国藩看来,国家危难之时挺身而出,是自己的责任。曾国藩就是想以自己的行动,达到挑战自我的目的。虽然曾国藩一直看起来循规蹈矩,但这个湖南佬却天生执拗刚qiáng,很认死“理”。在他看来,数千年的道德和文化,代表着“天理”。现在太平天国随意否定这种道德,就是要与“天理”挑战,代表着“魔”与“妖”。在这个关键时刻,朝廷示弱,作为中国文化的一分子,这个时候,自己不挺身而出,又待何时呢?——这样的想法和命运,不仅仅是曾国藩个人的,也是所有“湖湘集团”的想法和命运。

  从曾国藩出山的那一天起,他就有了一个长达十多年的对手——小自己一岁的洪秀全。洪秀全与其说是曾国藩正面的对手、战争的对手,还不如说是曾国藩文化的对手、人格的对手。可以说,在曾国藩顺利地进入科举之前,这个破落地主的后代与洪秀全的家境和出身,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同的。只不过,科举上的成败让他们的命运南辕北辙——曾国藩顺利中第,而洪秀全名落孙山。自此,二人走上了一种迥然不同的道路:曾国藩成为了既成道统的捍卫者,而洪秀全则全力破坏这个道统。洪秀全的失败,完全是因为他选择和制造的jīng神和文化工具的支离破碎不堪一击所造成的。与洪秀全所倚仗的那些jīng神旗帜与文化盾牌相比,曾国藩所固守的jīng神力更qiáng大,更长久,也更牢固。毕竟,这样的旗帜与盾牌有着数千年的历史,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显得垂垂老矣,但至少,那种以生吞活剥方式所形成的力量,还不足以对它形成致命的打击。

  1853年1月23日,潇潇的冬雪之中,曾国藩离开了白杨坪。父亲曾麟书把曾国藩和曾国葆一直送到村口。看着父亲的鬓角这段时间又添白发,曾国藩不由心生愧疚。此行一去,究竟会怎么样,他心里一点底也没有。躬身骑在马上,曾国藩感到很不习惯,毕竟,曾国藩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在更多时候,他还是愿意坐在轿子中,放下布帘,稳当当地思索一些问题。骑马会让他紧张而焦躁,思维也缺乏连贯性。25日,曾国藩赶到长沙,经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安排,将原来长沙绿州学院改为钦差大臣的官邸,然后,在门口挂个“钦命兵部右侍郎督办湖南军务”的大招牌,就开始招兵买马了。从第一天起,曾国藩就以自己设计和构思的方式启动,那就是,明里曾国藩是招募团练,其实在内地里,曾国藩还是想建一支真正的军队。这个时候,清朝的正规军,有满洲八旗和汉人绿营,原先让明朝军队闻风丧胆的八旗劲旅,在清军入关之后的一百多年里,慢慢地养尊处优,早就没有了战斗力。到了康乾年间,虽然还是八旗、绿营并用,但战斗力还是以绿营为主。由于早期制定的政策不准“扰民”,清朝一直没有兵役制度,采取的是“募兵制”,即只要当兵,就会发饷给钱。这样,当兵的大都是些无业游民和社会上的懒汉混混等,再加上军队缺乏正规的军训,战斗力可想而知。鸦片战争爆发后,庞大的帝国军队更是名存实亡。曾国藩心里明白,八旗军、绿营兵等正规武装力量根本无法抵挡太平军的进攻,小股的团练武装也无济于事,自己必须从根本上着手,建立和训练一支组织严密,有着顽qiáng战斗意志和实战能力的地方部队,才能抵挡太平军的攻势。

  一些人从四面八方汇聚到曾国藩的麾下:在他们当中,有偏远山区的淳朴山民;有对自己的生活状况不满意的手艺人;有屡试不第落魄的文人;有失去土地的农民;也有浑水摸鱼的亡命之徒……曾国藩的原则是,只要这些人有忠义有血性,就可以到这里来端上自己的饭碗。曾国藩深知底层民众的状态,他对湘军薪饷标准的制定,对于普通民众也是有很大诱惑的:在湘军中,一个普通士兵的薪饷一般为绿营军最高级别士兵的两倍左右,至于高级官员,由于希望减少贪污和维持斗志,就更不吝惜奖赏了。曾国藩知道,重赏之下,才有勇夫,只有军饷高,将士才肯卖命。在这支鱼龙混杂的部队中,最初,曾国藩坚持的一个原则就是:这支部队中的所有高官,都由那些德行很好的读书人担纲;只有下级军官,才是那些打仗不要命的武夫。在曾国藩眼中,一支部队的忠贞、才华和理想,是最重要的,至于其他,则可以通过战斗和训练得到。在湘军当中,整个骨架,是他的一帮兄弟和朋友,在他们当中,有曾家弟兄曾国荃、曾国华、曾国葆,还有他的“铁哥们”郭嵩焘、江忠源、罗泽南、胡林翼、左宗棠等。这些人,堪称“唯楚有材,于斯为盛”,比如胡林翼,才冠湖湘,经天纬地,后来成为仅次于曾国藩的湘军二号人物;罗泽南同样也是一个湖湘大儒,对于程朱理学,罗泽南有着极深的研究,性格上也极有宋儒坚忍刻厉的作风,他的弟子遍及湖南境内,其中最有名的,有王錱、李续宾、李续宜、刘腾鸿、刘典,包括曾国荃、曾国葆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湘军的著名将领。曾国藩起事时,江忠源和罗泽南手头已有现成的兵勇,并且,曾经赴广西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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