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凡人心之发，必一鼓作气，尽吾力之所能为，稍有转念，则疑心生，私心亦生。
余死生早已置之度外，但求临死之际，寸心无可悔憾，斯为大幸。
舍命报国，侧身修行。
古称“金丹换骨”，余谓立志即丹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凡人心动，必须一鼓作气，尽一切力量去做；稍有一些想法，便有疑心，而私心也随之而来。
我早把生死置之度外，只求临死之时，没有什么可以后悔遗憾的事，这就是万幸了。
要舍命报效国家，要戒慎恐惧，重视修养。
古时说“服了金丹，就可换骨成仙”，我认为立下志向，就是金丹。
◆原文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蛮夷猾夏则忧之，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忧之，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rǔ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第一部分：立 志欲变化气质 须先立坚卓之志（2）
●解读
君子立志，应当有把人类和万物作为自己同胞的胸襟度量，应当有品德高尚、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只有这样，才无愧于父母的生养之恩，不愧为天地间的完人。所以他忧虑的，就是自己不如舜帝、不如周公，以及自己不专修德行、不jīng通学业。于是，便会忧虑小民的顽固不化，忧虑外敌侵扰国家，忧虑坏人当道而优秀人才被排斥埋没，忧虑自己未能给平民百姓以恩泽，这就是俗话说的悲天悯人，这是君子之忧。至于那一己的成败，一家的温饱，世俗之人理解的荣rǔ得失、贵贱毁誉等等，君子是顾不上为此忧虑的。
◆原文
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可变化气质。古之jīng相法，并言读书可以变换骨相。欲求变之之法，总须先立坚卓之志。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人的气质是天所生成的，所以很难改变，但是通过读书都可以改变。古代jīng于相人术的人，甚至说读书可以改变人的骨相。但是，说到要改变人的气质的方法，最重要的还是先确立坚定的志向。
◆原文
凡沉疴在身，而人力可以自为主持者，约有二端：一曰以志帅气，一曰以静制动。人之疲惫不振，由于气弱。而志之qiáng者，气亦为之稍变。如贪早睡，则qiáng起以兴之；无聊赖，则端坐以凝之。此以定帅气之说也。久病虚怯，则时时有一畏死之见，憧扰于胸中，即梦魂不甚安恬，须将生前之名，身后之事，与一切妄念，扫除净尽，自然有一种恬淡意味，而寂定之余，真阳自生，此以静制动之法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凡是疾病缠身，而依靠自己的力量可以加以控制的，大概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以顽qiáng的意志指挥气，一种是以静制动。一个人疲惫不堪jīng神不振，都是由于气弱。然而，意志坚qiáng的人，气也会随意志而稍有改变。比如早上贪睡，就可以凭毅力坚决早起；百无聊赖之时，如果端坐而聚气，气也必会振作。这就是以志帅气，久病则气虚胆怯，时时有怕死的想法，困扰于心，就是睡梦之中，也难以安适。必须将生时的名誉、死后的一切事情以及各种杂念，全部除掉，这样，自然心中生出一种恬淡的感觉来，从而在寂静之至时，真阳自生，这就是以静制动的方法。
※详解
纵观曾国藩的一生，几乎无时无刻不在立志，或立志德业惊人，或立志出人头地，或立志扫平“洪杨”。而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却有两件事，一件是青年曾国藩在任翰林后，写下《五箴》自勉；一件则是官拜帮办团练大臣后，却受同僚之rǔ，因而愤走衡阳，练成了湘军。
道光十八年，又值三年大比。但曾国藩家中为了上次的进京会试和偿还易家借款，此时已无余款可供再度进京的旅费。幸得亲戚族人帮忙，借来三十三吊钱，曾国藩才得以成行。到得北京后，已只剩下三吊。倘若这一科再不中，少不得又要举债回家了。那时像这样苦的考生真是不多。
三月礼部会试，曾国藩得中第三十八名进士。接着复试、殿试、朝考成绩都很优异。引见皇帝之后，年仅二十八岁的曾国藩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科举时代的翰林，号称“清要词臣”，前途最是远大。内则大学士、尚书、侍郎，外则总督、巡抚，绝大多数都出身翰林院。
很多人到了翰林这个地位，已不必在书本上用太多的功夫，只消钻钻门路，顶多做做诗赋日课，便可坐等散馆授官了。曾国藩来自农村，秉性淳朴，毫无钻营取巧的习气；在京十余年来勤读史书，倒培养出一股“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志气来。为此，他将名字子诚改为“国藩”，即暗寓“为国藩篱”之意，立志报效国家。就是说要以己身，担当中国的道统。
第一部分：立 志欲变化气质 须先立坚卓之志（3）
1853年1月21日，曾国藩正在家里操办母亲的丧事，接到咸丰帝的寄谕，命他帮同办理湖南省的团练乡民、搜查土匪等事务。曾国藩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毅然接受了这一任务。但是，帮办团练大臣却是一个极为特殊的职务，它不统属于省的三台——抚台、藩台、臬台之内，但究竟又是朝廷的命官，不属地方绅士。这种“不官不绅”的特殊地位，给帮办团练大臣带来许多方便，即在募勇、练兵及其他举措方面存在灵活性，少受各种陋习的制约。但同时也带来许多难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地方官的支持与否，地方官若紧密配合，则事半而功倍，否则寸步难行。然而不久的永顺兵事件就让曾国藩大丢面子，当时他极想立即将永顺兵闹署事件上告朝廷，拼个究竟，但他经过对利弊的权衡，终于忍耐了下来。
在这种左右jiāo相煎迫的情况下，曾国藩只有一个办法：走！这年六月间，他跟鲍起豹等人的矛盾初起时，就曾私下对友人郭昆焘表示：“久虱此地，以在戚而攘臂从政，以绅士而侵职代庖，终觉非是。何日江右解围，楚省弛防，脱然还山，寸心少安耳。”他准备以终制为名，超脱这是非之地；并且饬令张润农所带之兵“全数驻水”，王璞山所带之勇则“驻郴”，均不回省城，为自己的退避之路作准备。但是，他并没有真正打算解甲归乡，而是想着自己几个月来“弹压匪徒”的名声大振，不可半途而废。于是，他在永顺兵闹署事件后的第七天，即给朝廷上了个《移驻衡州折》，第二天就匆匆离开长沙返乡。在乡间沉思了几天，于八月二十七日愤走衡阳。在奏折中，他声称“衡、永、郴、桂尤为匪徒聚集之薮，拟驻扎衡州，就近搜捕，曾于二月十二日在案”，现移驻衡州，正是实现原有的“查办土匪”的计划。要在衡州镇压农民bào动，这确是曾国藩当时的实情，但曾国藩却把自己移驻衡州的近因和内心活动向咸丰帝隐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