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手曾国藩,右手胡雪岩_赵月华【完结】(43)

2019-03-10  作者|标签:赵月华

  第67节:第六章 曾国藩的进退之智(10)

  心力jiāo瘁的曾国藩看见太平军从江西战场上大量撤出,一开始感到迷惑不解。但很快,他振到天京城中的密探就发来了消息,将天京内讧的情况告诉了他。

  求救,自救、天机终于使曾国藩渡过了灾难。

  这一过程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启示:一是在艰难时刻一定不要失去信心,徒然的抱怨是无用的:二是在困难时刻最重要的还是要寻求解决困难的途径、办法,哪些是自己能办的,哪些是需借助他人的,在此前提下去努力经营,或可有成。

  为了危急时刻不至于仰仗别人,曾国藩致力部队训练,他要亲手将湘军缔造成为一支有胆有技、能征善战的队伍。

  经过艰苦的训练,湘军素质迅速提高,逐渐成为一支士气旺盛,能征善战的队伍,而曾国藩本人,也由一个儒生逐渐成长为一名军事家和"训练之才。"

  一个要成大事的人,凡事都要艰苦经营,壮大自己的实力,这样就不致于在危急时刻,去依靠别人,看别人的脸色,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他人的手中。记住:别人都靠不住,只有自己靠得住,自己的命运一定要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功成身退天之道"

  曾国藩语录:然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耳。

  译文:身居高位手捏大权而又享有大名的人,自古以来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的呢?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才能保全晚节,才可以慢慢收场善终。

  自古封建社会为臣子者立下不世之功,无不为君主所忌。据说在湘军光复武汉时,咸丰帝一面高兴,一面忧虑,说:"想不到曾国藩以一儒生,竟能做一番大事。"当时咸丰身边的一位大臣当即说道:"曾国藩以侍郎开缺,与一乡绅无异,自古英雄起于草莽间里之间,岂不令人担忧吗?"

  听了这话,咸丰帝皱紧眉头,沉吟良久,慨然叹道:"去了半个洪秀全,来了一个曾国藩!"当时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刚刚开始走下坡路,而曾国藩的声威,也没有像攻破天京以后那样如日中天。看来如果不激流勇退,所谓"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狡兔死。走狗烹"的命运,曾国藩是很难避免的。

  清军江南大营被再度摧毁之后,清朝绿营武装基本垮台,huáng河以南再没有什么军事力量足以与太平军抗衡,因而不得不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依靠他镇压太平天国革命。

  那拉氏上台之后,又采取更加灵活的政策,让他督办四省军务,身负昔日五位钦差大臣的职权,其目的不过是为了调动他的积极性,事权归一,易于成功。

  但是,自从进军雨花台以来,曾国藩兄弟迅速扩军,使曾国荃所属由2万余人增至5万人,曾国藩指挥的部队由几万人扩大为12万人,除于赣、皖厘金和数省协饷外,增辟粤厘和湖南东征厘金,这就使清政府不能不渐生疑惧,感到这对它是一种潜在威胁。湘军攻陷九滘洲,尤其苏、杭各城相继沦陷后,清政府的这种感觉与日俱增,隐隐感到自己的

  最大威胁已不再是行将失败的太平天国,而是手握重兵、广揽利权的曾国藩了。

  从这时起,清政府对曾国藩的态度就开始冷淡下来。其第一个表示,就是在曾国藩与沈葆桢争饷时,有意偏袒沈葆桢,裁抑曾国藩。最后虽然以轮船退款解决了曾国藩的乏饷

  问题,但从此曾、沈不和,使清政府基本达到了分而治之的目的。与此同时,各省督抚也不像前几年那样对他热情支持了,江西争厘,他省协饷停解,就是明证。

  清政府知道,虽然湘军总数有30万人,仅曾国藩直接指挥的部队就有12万人,但内部派系复杂,各树-帜,他的嫡系部队亦不过只有曾国荃的5万之众。

  所以,清政府就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方面迅速提拔和积极扶植曾国藩部下的湘军将领,使之与曾国藩地位相近,感情疏远,渐渐打破其从属关系;清政府对曾国藩的部

  下将和幕僚,如已经死去的塔齐布、罗泽南、江忠源、胡林翼、李续宾、李续宜和当时尚在的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杨载福、刘长佑等都实行拉拢和扶植政策,使他们渐渐与曾国藩分庭抗礼,甚至互相不和,以便于控制和利用。而对于曾国藩的胞弟曾国荃则恰恰相反。1863年5月曾国荃升任浙江巡抚之后,虽仍在雨花台办理军务,未去杭州赴任,亦本属清政府的意旨,照例是可以单折奏事的。曾国藩遂让曾国荃自己上奏军情,以便攻陷天京后抢先报功。不料,奏折刚到立遭批驳。清政府以其尚未赴巡抚任,不准单折奏事,以后如有军务要事,仍报告曾国藩,由曾国藩奏报。曾国藩恐曾国荃心情抑郁,言词不逊,在奏折中惹出祸来,特握颇有见识的心腹幕僚赵烈文迅速赴雨花台大营,专门负责草拟章奏咨察事项。

  第68节:第六章 曾国藩的进退之智(11)

  曾国荃攻陷天京后,当天夜里就上奏报捷,满心以为会受几句赞扬,不料又挨当头一棒。上谕指责曾国荃破城之日晚间,不应立即返回雨花台大营,以致让千余太平军突围。

  语气相当严厉。事情发生后,曾国荃部下各将都埋怨赵烈文,以为是他起草的奏折中有不当言词引起的。赵烈文则认为,这与奏折言词无关,而完全是清政府节外生枝,有意苛求,否则,杭州城破时陈炳文等lO多万人突围而去,左宗棠为何不受指责?幸好有人将李秀成捆送萧营,否则曾国荃更无法下台。

  但是,清政府并不就此了结,而是步步进bī,揪住不放。数日之后,清政府又追查天京金银下落,令曾国藩迅速查清,报明户部,以备拨用。尤其严重的是,上谕中直接点了曾国荃的名,对他提出严重警告。上谕说:"曾国藩以儒臣从戎,历年最久,战功最多,自能慎终如始,永保勋名。惟所部堵将,自曾国荃以下,均应由该大臣随时申儆,勿使

  骤胜而骄,庶可长承恩眷。"这无疑是说,曾国藩兄弟如不知禁忌,就难以"永保勋名","长承恩眷"了。真是寥寥数语,暗伏杀机。

  曾国藩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历史知识,熟悉历代掌故,当然能品出这些话的味道,掂出它的分量。何况,曾国荃确实非常骄傲,以为攻陷天京全是他一人的功劳。后来曾

  国藩对赵烈文说:"沅浦之攻金陵,幸而成功,皆归功于己。余常言:"汝虽才能,亦须让一半与天。"彼恒不谓然。"因而,攻陷天京前后,就成为曾国藩思想上最紧张的时期。他心里很明白,如何处理好同清政府的关系,已成为能否保持其权力和地位的关健,而正确认识并摆脱自己目前的这种政治处境,则是他面临的迫切问题。

  曾国荃在功名事业渐趋全盛的时候,还存有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心念,这与曾国藩的忧谗畏讥、常怕盈满的想法,恰成qiáng烈的对比。所以曾国藩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要曾国荃时时以此为戒,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切实实践。他在这些地方看得破,认得清。所以他在一开始就有这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戒惧心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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