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粉世家_张恨水【完结】(324)

2019-03-10  作者|标签:张恨水

  四

  张恨水一生所写的小说,大约一百一十多部。绝大多数是长篇,少数是中篇,个别是短篇。在他七十岁生日的那天,我曾问过他,想知道一个确数。但他自己也不记得了,仅仅回答说:“一百多部吧!”他的意思很明白,是准在一百部以上。一百一十多部,是我和他的子女合计出来的。我们却开不出这样一张书目。因为其中有几种,大家模糊记得故事情节,说出来相同,可都忘了篇名,也想不起是在哪家报纸刊载的。

  这一百一十多部小说,除了短篇不算,长篇长的达一百多万字,短的至少也有十万八万字。就字数而论,也够惊人的,难道不足以说明他几十年来的辛勤劳动吗?有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以为像他那样“多产作家”,一定得请几位秘书助手。甚至至于揣测,某某几部书,是别人的代笔。这些话全无根据。他的小说,是他自己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既没有委托过别人代为写作,别人也代替不了他。应该指出,一百一十多部小说,创作有先有后;构思布局,有的很巧妙,也有很平常的;文字技巧,一般很流利,也有拖沓臃肿的地方。写了那么多的字,要允许有几笔“败笔”的。如果不看整体,只看那个别之处,因而怀疑是“赝品”,尽管是从善意出发,其实无此必要。

  抗战时期,他已入川,上海却出版了好几种huáng色下流的小说,伪托他的名字,他恨得不得了。这几种小说,泛滥在沦陷区,华北、东北,都非常流行。抗战胜利后,他回到北京,预备追究,而书已绝版,找不着主名了,他只好拉倒。——现在,这些小说已经很难找到。倘若有人能给编一张“伪书目”,也是很有意义的事。

  他正式从事著作小说生涯,是1924年在《世界晚报》写《chūn明外史》起。那时,他编一个副刊,一天写几百字小说,兼写杂文,还很从容。及至1925年《世界日报》出版,他编两个副刊,一天写两篇小说,杂文照写,工作量加了一倍,他依然不在乎。后来,又兼给《益世报》、《晨报》写小说,应该很忙了。朋友们却看不出,只觉得他好像还是优游自在。一直到后来,他同时编副刊、写几篇小说,他嘴里从没有吐出一个“忙”字。他规定了每天上午是写作时间,这是雷打不动的。如果约稿太多,或者别有要事耽搁了,上午写不完,下午准得再写,非得完成事先订的计划不可。他有坚qiáng的毅力,严格的有纪律的生活,数十年如一日,持之以恒,恐怕这就是他的“成功秘诀”吧!

  最初写小说,他是不用提纲的。脑子好像一台计算机,人物故事都储存在里面,到用时就取出来,非常之现成。也不用复写纸,一枝毛笔就是他的纺织器,每天织出许多五颜六色好看的彩网。后来,约稿多了,经常一天同时在报刊上连载六七篇小说,混淆缠夹了怎么办?平日不用提纲的,这时也不得不用了,至少不至把这一部小说中的人物错到那一部,不至把这个人的故事接榫在那一个人的身上。有几部小说,事先言明,一稿两用,分刊在南北不同地区的报刊上,这就有必要复写,于是改用了铅笔。案头常常放着四五枝削好的、半长的铅笔头。磨磨笔尖,削两下软木,既是休息,也是娱乐,而归结于构思。

  他每天的写作的能量总在五千字左右。在各报上连载的作品,合计也不超过这个数字,所以他能应付裕如。有人奇怪:他每天都写那么多篇,头绪纷繁,纵有提纲,也难免错乱,何以他能井井有条呢?其实,他每天只是写一篇,而不是同时写那么多篇。今天这一篇,明天那一篇,轮流着写,周而复始。他的安排,有时也有改变,但基本上写作数字是不变的。

  他的写作态度,是十分严肃认真的。香港有个刊物,说他常常一面打牌,一面写小说;有时电话来催,他就在牌桌上写。这是没有的事。他对打牌根本无兴趣,既不会打,朋友也不带他打。说起来,他小说中所描写的牌局,都欠缺jīng采,不是没有原因的。如今倒有人把他和牌连在一起,简直是笑话。

  他所写的,是他熟悉的人和事;遇有所不熟悉的也要他写时,他就不辞劳苦地深入到生活中去。写《啼笑因缘》,背景是天桥,好多日子,他都泡在那里,沈凤喜、关秀姑以及沈三弦、关寿峰,就是从那里体验出来的。写关氏父女,原本不在计划之内,是报纸主编人提出的要求:“加点‘噱头’吧,上海读者喜欢武侠的。”他岂肯向壁虚造说什么“口吐白光”,他要塑出入情入理、有血有肉的形象。他曾和我说过,他的祖父是有武功的,用筷子夹苍蝇是他亲眼所见。他写武侠,是有限度的武侠,决不出人情之外。

  报纸刊登长篇连载,最忌的是中断。有些作家偏偏老犯这个毛病,报上常见“续稿未到暂停”字样。破坏了读者情趣,影响了编者安排,非常不好。只因连载的长篇,动辄几十万字,甚至更长,作家们很少有全部写完后再拿去发表的,一般是随登随写、随写随登,这就难保中间有个耽搁。他注意到这一点,总不让自己的作品在连载中有一天脱节。在《金粉世家》的自序中,他说:“当我写到《金粉世家》最后一页的时候,家里遭了一件不幸的事件,我‘最小偏怜’岁半的女孩子康儿,她害猩红热死了。我虽二十分的负责任,在这样大结束的时候,实在不能按住悲恸和书中人去收场,没有法子,只好让发表的报纸,停登一天。过了二十四小时以后,究竟为责任的关系,把最后一页作完了。”一部连载五六年的作品,因为死了女儿中断了一天,抱恨不已,他对于著作小说的事业心、责任感,看有多么qiáng烈!

  1937年在南京,1949年在北京,他得过两次重病,坐不起身,提不动笔,无可抗拒地停止了写作。至于平常,有什么头疼发烧,那是不在话下,他总挣扎着照写无误。抗战时期在重庆,敌机日来空袭,大家“入土为安”,都要下防空dòng。他却不管那些,空袭警报尽管响着,敌机在头顶上转,他写他的,只当没有那回事。有一次,炸弹在他家附近开了花,他的夫人急了,跑出防空dòng,要和他共生死存亡。没法子,为了一家老小的安全,他只好下dòng。就凭这样,他还是一听敌机飞过头顶就回家去写;家人等解除警报的汽笛声响出dòng时,他已写了几页纸了。

  写小说是他的职业。人们有个通病,“吃一行,怨一行”,常会把自己的职业当包袱,gān久了时就感觉苦恼厌倦。他可不是这样。他是越写越来劲,没有个满足,总想新写的一部超过所有的旧作。他热爱生活,把写作当成自己生活中最重要部分,不仅仅是为了趣味。有一天不动笔,就忽忽如有所失,好像欠了一笔大债。他说:“除了生病和旅行,如果一天不写,比不吃饭都难受。”大病初愈时,他又在写,家里人和朋友都劝他,不要动脑子吧!他却说:“脑子总归要动的,不动在这里,就动在别的地方。动在别的地方,岂不làng费吗?”他是1967年2月15日早上去世的,14日的早上他还是坐在座位上写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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