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各国虽然文字有所不同，但都是以这个系统为基础来发展的。
到了中国这里，问题就来了。
英文字母只有26个，德文字母有30个，意大利字母有21个，就算是夹杂了汉字的日文，也可以用五十音图来表达。只要配合相对应电码，就可以很简单地进行收发报。
但中文不同，中文用的是方块字，以单一汉字为基本单位，光是常用汉字就有3000多个。指望把只有点、划两种元素的电报码排列成3000种不同组合，这是不可能的，就算编成了，也异常冗重。
电报刚传到中国的时候，都是外国人在使用，这个问题还不算太明显。可当电报的应用范围逐渐扩大以后，中文电码的严峻性就凸显出来了，总不能让中国人在中国也用英文互相发电报吧？那时候的形势有点像电脑刚开始在中国流行开的时候，一批人叫着“汉字不亡，中国必亡”；还有一批人玩命地琢磨汉字编码。如豆的油灯之下，不知道有多少王永民挥汗如雨地琢磨着。
、]中国最早出现的中文电报编码，是一种所谓“四码法”。发明者已经不可考，最先把这种办法整理出来是在1873年，一个驻华的法国人威基杰参考《康熙字典》的部首排列方法，选了6800个汉字，编成《电报新书》，后来郑观应把这本书改编了一下，使之更适用于中文，增加了更多汉字，改名叫《电报新编》。从此这种“郑码”便成为中国电报长期以来一直采用的系统。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四码法是一种最简单的编码，它不用什么技巧，单纯靠蛮力。它以10个阿拉伯数字对应汉字，每一个汉字用4个数字的组合表达。比如李2621、鸿7703、章4545。发报员只须把这12个数字发出去，接报员就能根据这12个数字重新组合成“李鸿章”。那封著名的东南自保电报：“此乱命也，粤不奉诏。”翻译成电码，就是“2974/0052/0730/0048/4727/0008/1144/6096”。
、]国外都是三码组成一个语素，只有中国是四码，所以叫做四码电报。
、]有一种说法说四码电报法是1840年李鸿章请丹麦人编写的，这是瞎说。1844年莫尔斯才在美国国会大厦公开演示他的电报机，李鸿章哪有那种能力提前四年就找人编电码？
四码电报是流水式的，和字形没有关系。说的简单点，就是把一个个汉字与四个数字组合完全随机地拉郎配，没有规律。背诵起来十分辛苦，优点是绝无重复。所以看老照片老电影，译码员需要常备一本汉字编码书在手边，以便时时查询。
对于生手来说，这种东西用起来十分痛苦，但如果熟练以后，速度就能达到一个很高的境界，就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那个老译电员一样，斜眼一瞥，脑子里就自动跳出相应文字来。咱们国家现在电报业务接近取消，很多老资历的电报员改用电脑，他们改不了老习惯，仍旧用电报码输入法打字，一分钟也能打到90多个字。
这就是卖油翁的境界，“唯手熟尔”。中文电报员的标准规范，就是一边全神贯注地读电码，一边手在电报纸上写下数字，然后把读到的数字四字一组译成中文。有更牛的人，连看都不看，光凭耳朵听就能下笔抄录墨不加点。
据统计，清末的中文电报房每分钟大概可以发出20～25个华文明码。每一份电报的费用是按照七字一算。七字之内都按照七个字收费，七字以外另外结算。
咱们就拿陈嘉庚老先生在抗战时的一封电报作个例子。在两页电报纸的下方印有一排排四字一组的数字，这个就是中文电报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以前电报码都是手写的。到了1933年的时候，中国正式引入打字电报机，从此电报码的抄录全都变成机器流程，铅字印刷，省却了无数人力。
在电报码的附近，是译好的中文，每四个数字上就有一个手写的汉字在那里。当时的电报译员最繁重的工作，就是要靠人工逐字逐句把电报码翻译过来。
关于陈嘉庚先生的那封电报本身，其实也有故事。1938年10月，汪jīng卫发表“和平”谈话。陈嘉庚听到了十分愤怒，连续发了5封电报给他，予以斥责。恰好在10月28日重庆召开了第二届国民参政会。陈嘉庚那时远在新加坡，就在10月26日发了一封电报给重庆，里面阐述了自己的参政提案。
当时他的提案一共有三个：“一、日寇未退出我国土之前凡公务员对任何人谈和平条件概以汉jian国贼论；二、大中学校在抗战期间禁放暑假；三、长衣马褂限期废除以振我民族雄武jīng神。”
这个提案甫一由大会秘书处公布，立刻得到了极大反响，当即就有19个参议员联名附署。据说开大会的时候，坐在台下的汪jīng卫听到大会主席公开朗读该项提案时，面色苍白，如坐针芒。两个月以后，他就用行为给陈嘉庚这一提案作了最佳的注脚。
陈嘉庚的提案后两条无关宏旨，但第一条可谓是铿锵作响、掷地有声，以至于长久以来大家都只记得这一条，而忘了其他两条的存在。一直到前一段时间这封电报的原件重新面世，世人才得以窥得陈氏提案全貌。
四码电报影响至为深远，1926年王云五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正是沿用“四码电报”这一形式，四个数字表达一个汉字。但是王云五最大的贡献在于，他从汉字结构入手，让汉字和数字之间建立起了独特的联系。不知为什么，这种检字方式始终未应用在电报系统上，大概是考虑到汉字编码之间时有重复，不够牢靠的关系吧。
四码电报法持续的时间相当长，一直到1925年，才有注音字母电报法在东北实行了一阵；到了1949年，全国改用拉丁化新文字电报；到了1958年，改用拼音电报。但四码却始终牢牢把持着主流，直到电报消亡。
尽管四码法解决了中文电报的问题，但四个编码一个汉字，效率还是比较低。尤其是当时电报线路都由洋人把持，收发的费用都极其昂贵。当时电报的费用往往一个字就得数两白银。为此清廷曾经专门下令，让各级官员没紧急的事就别发电奏、电牍，就算发也尽量长话短说，什么我主万岁、乞伏太皇太后圣安、惶恐顿首之类的客套话都一概免去。
比如说，光绪十年（1884年）五月二十七日，中法关系正在紧张的时候。李鸿章发给过总理衙门一封电报：“密廿六幼樵电告闽河口来法兵船三只鸿沁”，全文共有18字。幼樵指张佩纶，鸿指李鸿章，全电文的意思是，福建海境出现了法国来的三只军舰。
而张之dòng受命接济台湾军火，也曾经电告福建“有旨停运渡台军火暂勿运稍俟之和约成则运款局败亦运朔”。意思是现在上头正谈判呢，先别运过去，合约谈成了再运，合约谈不成也运。
中国最讲究礼仪，什么都能省但礼数不能省，不过落实到电报上，就连这点都不得不让步了。有一封清廷驻古巴参赞给皇家的一封祝寿电报，就简单地写着“皇上登巡，古巴华侨及古巴政府均特贺。”如果哪位官员上正统贺表时，在纸上只写上一句“皇上生日快乐”，恐怕脑袋早搬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