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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唐山地震（2）连载：唐山大地震亲历记 作者：冯骥才，陈建功等 出版社：团结出版社我们在待命的阵地守候了半个多月，经常看见载着伤员的列车从远处驶过。也从偶尔来这儿传达命令的人那里听到一些唐山的情形，每个人的心里都非常着急，但谁都不说，残酷的政治运动让每个人噤若寒蝉。一天，队长从指挥部里回来，一脸的乌云，他找那位回民医生谈话，然后召集全队训话。他说：前线的伤员，经常被“抢救”出大毛病来。譬如：人家砸伤了腰，来了俩人，一个架头，一个抬腿，把人家的脊柱弄断了，流出脊髓，这人就半身瘫痪了。这是犯罪呀；有人把伤员连拉带拽，弄得浑身都痛，弄不清伤在哪儿，到了火车上才发现，人家腿断了，你给人家胳膊上打了石膏，腿没治好，又搭上一条胳膊。还有，把伤员拉到集中地，风风雨雨躺上几天，才来个拖拉机，那是救人吗？他说：我们是后上的队伍，要吸取经验教训，类似的错误决不能犯。他让那位医生详细地解说救助伤员的具体知识。大家有些松懈的情绪又绷紧起来。
忽然，那天清晨命令来了，要大家仔细清扫车厢，喷洒消毒剂，处理好与驻地的一切事务，大家知道要上前线了。一会儿，来了一辆汽车，放下许多又长又大的塑料袋，一捆捆地扔在地上，走了。我急忙点数，分发。谁都知道，这是存尸袋。这么多的袋子，意味着数量不少的死者。大家的心都沉重起来。谁都不说话，沉默地等待，等待那出发的命令，好去奔往那死亡和顽qiáng的生命搏斗的战场。太阳落山了，又传来命令，说是我们将接受一批伤员，护送到安徽的芜湖。于是又整理出应急的手术室。汽笛响了，车轮转了，大家不由自主都一下子站起来，奔向车窗。望那飞速后退的树木、田野，还有偶尔闪过的灯光，我们知道此去唐山不远了。
谁知道，我们到了北京！到了，却不下车，等着，谁也不知等什么。次日清晨，汽车来了，把我们拉回各自的单位。这就是我们第七医疗队的凯旋。
我们又开了一个会，总结，评比，我竟然被全队兄弟姐妹选为第七队的模范。我差点掉下泪来。大约我的当选，很不让一些人满意。所以，当毛主席逝世，群众瞻仰遗体时，我这个“抗震救灾模范”排在当时被称作“摘帽反动权威”者的行列里，以最后的序列走到那伟人的遗体前致哀。
我们第七队没作什么，但因为站在前线的临界点上，就得到了一些值得思考的信息。在排除了当时极其荒谬的“政治原则”之后，在应急措施上应当格外注意：一、建立一切医务人员的业务档案，知其所长，在发生紧急事故时可以准确使用其长。二、应当建立公民的生理档案，比如，个人的血型应当准确无误。我的血型在1994年4月（在医疗队出发18年之后）我作肾切除手术时，才知道是A型，而在我的医疗队服的帽子上写的是B型。得亏我没有给人输血，否则，要出人命的。三、平时要教会群众紧急抢救的知识，不要发生把伤员“救”成重伤或“救”死的问题。四、最重要的是提高全民的互爱、互助、互救意识。把抗灾救灾视为神圣的人道事业。五、国家建立应急机构，能有效地指挥有序的协调的救灾行动。应急措施的水平和能力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及施政能力的准绳，更是国家政治透明度和清廉度的准绳。
我的没有作为的救灾医疗队生活，已经消失在云端，而那岁月的风还如絮语在我耳边。作古的队友只留下名姓，或许也终将淡漠。健在的，也已停止了奔驰。但那曾有的待命出发的激动还挂在心头，像传说中的武士的剑，虽然在墙头高悬，却也时时发出铮铮的响声，期待再次奔向战场。有人说，一个医生，做一次救灾医疗队员，那他一生都是救灾医疗队员。我相信这话是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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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百台消毒器奔赴唐山（1）
连载：唐山大地震亲历记 作者：冯骥才，陈建功等 出版社：团结出版社赵大年我们几个gān部心存疑惑，为什么要这么多机动喷雾器呢？100台！莫非唐山的灾情比想像的要大得多？
正在深夜熟睡中，chuáng铺突然剧烈跳动，我被惊醒后的第一反应就是大叫一声：“地震！”妻子也惊醒了，我俩急忙跑到小chuáng边一人拉起一个孩子，跌跌撞撞地跑出房间和四合院，站到胡同里较宽绰的地方，大地还在上下抖动。这种上下抖动大约持续了20秒钟，我一家4口也就是在这20秒短促时间里从惊醒到脱险的。
何谓脱险？因为大地刚平静了一小会儿，又横向晃动起来，也是20秒吧，许多房屋抗住了纵向震动却禁不住这横向摇晃，砖头瓦块纷纷滚落，我们四合院里还倒了一面墙，后来才知道，北京市塌房一万多间，不少居民就是在这时候被砸伤的。我们在“第一时间”跑出来，还比较容易，因为地皮上下抖动，人们还好走路，而横向摇晃的时候就困难多了。
这是1976年7月28日凌晨3点42分的事情。回想起来，当时人们对地震比较敏感，因为几年前的邢台大地震，北京地区就有明显的震感，前不久又出现过云南地震，尤其是1975年辽宁的海城地震，由于事先发布了准确的预报，政府和群众做了各方面准备，地震虽然qiáng烈，却没有造成大的人员伤亡，还使人们增长了许多知识，譬如大地震之前会有若gān征兆：气候反常，井水变浑或水面升高，蚂蚁搬家，鸟儿和家畜躁动不安等。以及地震发生时，要尽快跑出房屋，站到空旷的地方。正因为报纸、电台介绍了这些知识，在那个地震频发的年代，人们多少都有一些心理准备。我下放劳动时住过的京东平谷县大华山公社，1975年深秋，枣树突然“疯了”：像chūn天一样生出细嫩的枝叶，反常开花，结果一场霜冻，约有20万株“疯枣树”被冻死。当时大家就在议论，气候反常，地温升高，枣树上当受骗，以为chūn天到了，所以提前开花，这是不是大地震的前兆呢？因此种种，当大地震真的来临时，我才在大地抖动、被惊醒的第一秒钟就做出正确判断，带领妻儿迅速跑出房屋。
邻居们也先后从四合院里跑出来。我们这条光彩胡同东口，有一段比较宽绰的开阔地，为躲避墙倒屋塌的砖头瓦块，人家都聚在这里。此时互相看看，彼此穿着背心裤衩，光着脚，连鞋都来不及穿。此后余震不断，头顶的电线来回摇摆，谁也不敢回屋取衣物。好在天气不冷，若是冬天，人们肯定冻坏了。渐渐地，胆子大了一些，行动迅速地年轻人就跑回屋里拿几件衣服，又赶紧跑出来。我也两次跑回屋，拿些穿的、吃的、塑料布和毛巾被，把妻儿安顿下来，不能一站几个钟头呀。
天色渐渐发白。当年没有手机，普通居民家里也没有电话，就算有收音机，（后来才明白）消息也是严加封锁的。总之，得不到任何信息。邻居们议论着这次地震，猜测它的震中是不是北京？已经发生过的是预震还是大震？如果是大震那就好啦，我们已经脱险了。如果是预震，此后还有大震，那可怎么办呢？我跟妻子商量了几句，再次跑回屋去，把“贵重物品”拿出来，其实就是粮票、户口本、购粮本、副食本和几十元人民币，连同两个孩子全都jiāo付给她，我必须骑自行车到局里去上班。越是紧急时刻越要坚守岗位，提前上班，这是国家gān部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