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这里所提供的事实，浅意只是作为这位行政院长兼总司令及其勇敢多才的夫人的大作的些微补充。他们认为西安事变是个bào行，有损于他们感情极其激动的口口声声要实现的个人使命，因此给我们提供了这部关于他们经历的主观记述。但是由于这些事件严重地危及他们自己的生命，自然使他们极其谨慎克制，如果是在私下，他们大概会第一个承认，由于政治的原因，由于必须保持所处职位的尊严，他们不得不把许多有价值的材料略而不提。
这里必须qiáng调的是，中国人是一个实用主义者的民族，大多数中国人评断西安事变基本上不涉及伦理道德观念。中国历史上当然充满了类似的事件，特别是在描写封建斗争的旧小说中，这是中国将领几乎每个都背得滚瓜烂熟的。而且近代的先例也不少。一九二四年，“基督将军”冯玉祥把当时的中国大总统曹锟逮捕幽禁，qiáng迫他接受他的政治要求。冯玉祥在公众心目中的人望迅速上升。他今天是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的副委员长。最近的其他例子是蒋介石本人提供的。他在不久以前“扣留”了已故的胡汉民，后者是他的“把兄”，国民党中的长辈和劲敌。另一个例子是绑架李济琛将军。蒋介石把他扣留在南京一直到把他的政治势力搞垮为止。
其次，必须记住中国还不是个民主国家，在政治斗争中常常恢复到纯封建手段。在报纸遭到完全控制，人民被剥夺政治权利的情况下，人人都知道要向南京进言或者改变它的政策，只有一个有效办法，那就是武装示威，即中国人所说的“兵谏”，这是中国政治斗争中公认的一种手段。把感情暂且撇在一边不说，可以认为张学良对独裁政权头子采取直接行动，是选择了最人道的、最直接的办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所化的生命损失最少，流血最少。不错，这是一种封建的方法，但是张少帅要对付的人物是一个凭直觉就能了解他自己在半封建政治中的枢纽作用的人物。他的行动是根据极端现实主义来考虑的，今天一般人都认为，这一行动的客观历史效果是进步的。
但是蒋介石的生命是不是真的有过严重危险呢？
看来是如此。不过危险不是来自张少帅，也不是来自共产党。有可能来自杨虎城。但是最可肯定的还是来自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少壮派军官，来自有着不满情绪的桀骜不驯的士兵，来自有组织和武装起来的群众，他们都要求在如何处理总司令的问题上有发言权。少壮派军官通过决议，要求公审“卖国贼”蒋介石和他的僚属。部队的情绪肯定是造成把总司令gān掉的。奇怪的是，如今却要由共产党人来说服他们饶他一命！
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的政策始终没有明确地解释过。许多人认为，共产党为了要报蒋介石对他们进行十年无情战争之仇，现在一定会得意洋洋要求把他处死的。许多人认为，他们会利用这个机会与东北军和西北军勾结，大大地扩大自己的地盘，与南京进行新的争夺政权的大决斗。实际上他们一点也没有这么做，他们不仅力主和平解决，释放蒋介石，而且还主张由他回到南京去担任领导。甚至蒋介石夫人也写道，“同外办看法恰巧相反，他们[共产党]并不想扣留总司令。”但是为什么不想扣留他呢？
上文经常提到共产党要求停止内战，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南京建立民主的政体。这些口号是绝对诚实的，原因很简单：这些口号符合一切客观条件迫使共产党采取的战略的内在因素。不论在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总之，在一切方面，他们都真正需要和平，真正需要一个代议制的、多方面参加的民主政体，来实现他们当前的目标。他们清楚地看到，这样一种民主政体，是唯一令人满意的结构，可以团结整个民族，对日本进行反帝斗争，谋求独立。而且他们充分相信，必须先有这一斗争，然后才谈得上进一步努力在中国实现社会革命，它们两者是不可分割的，而且前者必须同时带动后者。他们通过切身经验了解到，在势必要灭亡整个民族的外国威胁面前，继续进行革命战争不但会进一步削弱全民放的抗战力量，而且也会随之埋葬革命本身的潜在力量。
毛泽东说，“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是国际社会主义胜利的一部分，因为中国打败帝国主义意味着摧毁帝国主义最qiáng大的一个根据地。如果中国赢得了独立，世界革命就会非常迅速地发展。如果我国遭到敌人的征服，我们就丧失一切。对于一个被剥夺民族自由的人民，革命的任务不是立即实现社会主义，而是争取独立。如果我们被剥夺了一个实践共产主义的国家，共产主义就无从谈起。”②
因此，基本上就是根据这一论述，甚至在蒋介石被俘以前，共产党人就向国民党提出了统一战线的建议。在危机期间，他们始终坚持他们的“路线”，这种坚定性令人惊讶，而且他们的冷静客观态度在中国的极度个人化的政治中是罕见的。尽管客观情况显然向他们提供了许多引诱，他们还是表现出党的纪律，凡是公正的观察家，一定会有很深刻的印象。从一开始，他们就看到了，西安事变对他们的中心意义是有了表示他们提出统一战线纲领具有诚意的机会。他们同逮捕蒋介石没有关系，他们同全国一样感到意外。但是他们对于逮捕的结局却起了不少作用。
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在听到事变的消息后，立即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支持八点纲领和参加联合抗日军事委员会。不久以后他们就发表通电，③表示相信“西安领袖此次行动出诸爱国热诚，希望迅速制订立即抗日的国策。”通电qiáng烈谴责何应钦的讨伐，宣称“如发动内战，全国就会陷入大乱，日本qiáng盗就会利用这个机会侵略我国，亡国奴的命运难逃。”为了要争取和平解决，共产党要求在不打仗的基础上开始谈判和召开各党派和平会议，讨论全国联合抗日的纲领。该电明确表明了张少帅请到西安去的共方代表要遵循的政策——在整个事变期间他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他们为他在政治上出主意。
共产党代表团团长周恩来一到以后就去见了蒋介石。④不难想象这次会见对总司令产生了什么效果。蒋介石当时身体犹弱，惊魂未定，据说见到周恩来——他原来的政治副手，曾经悬赏八万元要他首级——进了房间向他友好地打招呼，吓得脸色发白。他一定以为红军已经进了西安，要把他带了去当俘虏了。这样一种恐惧也使蒋介石夫人的标致的脑袋不安过一阵子，因为她说，她“觉得目标[如果蒋介石被带出西安]一定在红军战线后面的某个地方。”
但是周恩来和张少帅两人都马上解除总司令的疑惧，他们两人都承认他是总司令，坐下来向他解释共产党对民族危机的态度。蒋介石开始时沉默不语，态度僵硬冷淡，后来听着——这是他十年反共战争中第一次——共产党的观点，态度才慢慢地缓和下来。在十二月十七日到二十五日之间，蒋介石、张学良、杨虎城、共产党举行了频繁的会谈。现在大家都已知道，蒋介石一开始时甚至不愿讨论叛逆的纲领。但是由于他不再受到亲信的包围，由于听到南京正在进行种种yīn谋的消息，由于他对大规模内战的后果越来越担心，他不但开始比较相信当前俘虏他的人，而且也开始比较相信共产党人是真心反对内战，愿意在他本人的领导下协助和平统一全国，只要他提出一项积极武装抗日的政策。在这几次会谈中，也很可能讨论了最后成为南京和苏区休战基础的四点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