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切都是很值得注意的，特别是为了一个原因。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以及其他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国家曾经派了成千上万名的政治、文化、经济或教会工作都到中国去，积极向中国群众宣传他们本国的信条。然而多年以来，俄国人在中国却没有设立一所学校、教堂、甚至辩论会，可以合法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除了在苏区之外，他们的影响基本上是间接的。此外，国民党到处还积极加以抵制。然而在这十年中到过中国、并对他们所生活的社会有所了解的人，很少会否认，马克思主义、俄国革命、苏联的成就对中国人民发生的jīng神影响大概比所有基督教资产阶级的影响加起来还要深刻。
同许多念念不忘共产国际魔怪的人的看法相反，即使在红区里，俄国的影响大概也是jīng神上的和思想上的影响大于直接参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发展。我们必须记住，中共参加共产国际和与苏联团结一致一向是完全出于自愿的，任何时候都可以由中国人自己从内部加以撤销。在他们看来，苏联的作用最有力量的地方是作为一种活榜样，一种产生希望和信念的理想。这成了在中国人中间帮助锻炼钢铁般英勇性格的烈火和熔炉，而在以前许多人都认为中国人是不具备那种性格的。中国共产党人坚定地认为，中国革命不是孤立的，不仅在俄国，而且在全世界，亿万工人都在关心地注视着他们，到时候就会仿效他们的榜样，就象他们自己仿效大俄罗斯同志的榜样一样。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时代，说“工人无祖国”可能是正确的，但是今天这些中国共产党人认为，除了他们自己的无产阶级统治的小小根据地以外，他们还有苏联这样一个qiáng大的祖国。这种保证，对他们来说，是巨大的革命鼓舞和营养的来源。
中华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宪法说，“中华苏维埃政府，宣布它愿意与国际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民族结成革命统一战线，宣布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苏联是它的忠实盟友。”中国的苏区事实上在绝大部分时候不论在地理上、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完全与世隔绝，上面所引的那句用着重体排印的话，对中国苏区究竟有多大意义，西方人如果从来不认识一个中国共产党人，是很难理解的。
可是我却是耳闻目睹，而且深有体会。这个背后有这样一个qiáng大盟友的思想——虽然越来越没有得到苏联表示积极支援的证实——对中共士气具有头等重要意义，使他们的斗争有了一种宗教事业的普天同归的性质，他们对此深为珍视。他们高呼的“世界革命万岁！”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是贯彻于他们所有教导的信念中的思想，在这个口号中重申他们对社会主义世界大同的理想忠贞不贰。
我觉得这种思想已经显示出，它们能够改变中国人的行为作风。在共产党对我的态度中，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任何“排外主义”。他们当然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一个美国的或者欧洲的资本家置身于他们之间可能会感到不自在，但是也不比一个中国地主或上海买办更甚。种族歧视似乎已彻底升华为不问国界的阶级对抗。甚至他们的抗日宣传也不是在种族基础上反对日本人的。共产党在他们的宣传中不断qiáng调，他们只反对日本军阀，资本家和其他“法西斯压迫者”，日本人民是他们潜在盟友。的确，他们从这种看法中得到很大的鼓励。这种从民族偏见上升到更高水平的对抗在很大程度上无疑地可以溯源于许多中共领导人在俄国所受的教育，他们上过中山大学，或东方劳动大学，或红军学院、或一些培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gān部的其他学校，回国以后成了本国人民的导师。
说明他们国际主义jīng神的一个例子是，他们对西班牙内战的发展极其关心。报上发表的公报张贴在村苏维埃的会议室，也向前线部队宣读。政治部对西班牙战争的起因和意义作了专门的报告，把西班牙的“人民阵线”同中国的“统一战线”作了对比。另外还举行了群众大会，进行了示威，鼓励大家进行讨论。有时甚至在穷山僻壤之间，你也能发现红色农民也知道一些象意大利征服阿比西尼亚和德、意“侵略”西班牙这样的基本事实，说这两个国家是他们敌人日本的“法西斯盟国”！这不免相当令人惊异。尽管地理上处于与世隔绝状态，但是这些乡下佬由于无线电消息、墙报和共产党的报告和宣传，对世界政治的那一方面情况，现在比中国任何其他地方的农村居民了解的都要多得多。
共产党所采用的方法和组织都讲严格的纪律——这是共产主义思想本身所固有的一种纪律，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间，这似乎已经产生了某种类型的合作和对个人主义的压制，一般的“中国通”，或者通商口岸的死硬派，或者自以为“了解中国人心理”的外国传教士，如果不是亲眼看到，是很难相信的。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生活中，个人的存在是在社会整体、即群众之中的沧海一粟，必须服从于后者的意志，如果担任领导，就要自觉地做到这一点，如果是作为物质创造者，则是不自觉地做到这一点。当然共产党人之间发生过争论和内讧，但都没有严重到使党或军队受到致命伤害的程度。这种现象，这种“非中国式的”团结一致，是把社会当作各种阶级力量争夺支配地位的斗争场所这种新观念的结果，在这场斗争中，只有团结最一致、目标最坚定、jīng力最充沛的力量才能取得最后胜利。这种团结一致如果不能说明他们的胜利的话，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共产党人为什么能够免遭消灭。
不论在什么时候，要是南京能够把他们的军事或政治力量分裂成为相互对立的、永远相互打内战的派系，象它对其他所有反对派那样，象蒋介石对他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夺权对手那样，那么剿共的任务就可能会获得最后的胜利。但是南京的尝试都失败了，例如，几年以前，南京曾经希望利用国际上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争来分化中共，但是，尽管出现了所谓中国“托洛茨基派”，他们却只博得了特务和叛徒的臭名，因为其中有许多人由于他们的立场所决定而参加了蓝衣社，把以前的同志出卖给警方，而且他们在群众中间从来没有什么重大的影响和很多的追随者，始终只是一批悲剧性的、失意的、孤立的知识分子的乌合之众。他们对共产党的领导不能形成任何严重的破坏威胁。
共产党基本抛弃了所谓中国礼节这种封建糟粕，他们心理和性格与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极为不同。爱丽丝·蒂斯达尔·荷巴特是永远写不出一本关于他们的书的，《王宝钏》的中国作者①也是如此。他们直截了当、坦率简单、不转弯抹角、有科学头脑。一度是所谓中国文明的基础的中国旧哲学，他们几乎全都摒弃，而且，最重要的也许是，他们也是中国传统家庭观念的不共戴天的敌人②。我与他们在一起的大部分时候感到非常自在，好象同我自己的一些同胞在一起一样。附带说一句，在某种意义上，我的出现对他们很有重要意义。因为他们可以把我，而且也把我到苏区来的好奇心，当作他们的运动具有“国际主义性质”的具体证据。他们把我当作一种给怀疑派看的头号展品来加以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