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功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他读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而且也读过一些古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
我常常在想毛泽东自己对于武力、bào力以及“杀人的必要性”等问题的责任感。他年轻的时候，就有qiáng烈的自由主义的和人道主义的倾向，从理想主义转到现实主义的过渡只能是在哲学上开始的。虽然他出身农民，但在年轻时候，本人却不曾怎么受过地主的压迫，像有许多共产党员那样；还有，马克思主义虽然是他思想的核心，但据我的推想，阶级仇恨对他来说大概基本上是他的哲学体系中的一种理性的产物，而不是本能的冲动。
他的身上似乎没有什么可以成为宗教感情的东西。我相信他的判断都是根据理性和必要作出的。因此我认为他在生与死的问题上，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大概基本上起着一种节制的作用。我觉得他想把他的哲学，即“长期观点”的辩证法，作为任何大规模行动中的权衡标准，而在这个思想范围内，人命的宝贵只是相对的。这在中国的领袖人物中间显然是很不平常的，因为从历史上来说，他们往往置权宜于伦理之上。
毛泽东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常常到深夜二、三点钟才休息。他的身体仿佛是铁打的。他认为这要归因于他在少年时代在父亲的田里gān过苦活，要归因于他在学校读书的刻苦时期，当时他与几个志同道合的人组织斯巴达俱乐部一类的团体。他们常常饿着肚皮，到华南山林中作长途的徒步跋涉，在严寒的日子去游泳，在雨雪中光着脊梁——这一切都是为了要锻炼他们自己。他们凭直觉知道，中国的来日需要他们有忍受最大的艰难困苦的能力。
有一次，毛泽东曾经花了整整一个夏天走遍他的家乡湖南全省。他靠挨家挨户替农家做工换饭吃，有时候甚至靠行乞。有一次他几天不吃饭，只吃些硬豆和水——这又是一种“锻炼”肠胃的方法。他早年在这次农村漫游中所结jiāo的友谊，日后对他是有很大价值的，因为十年以后，他开始把湖南的成千上万的农民组成了有名的农民协会，这到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后，成了苏维埃最初的基础。
毛泽东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有相当深邃感情的人。我记得有一、二次当他讲到已死的同志或回忆到少年时代湖南由于饥荒引起的大米bào动中发生死人事件的时候，他的眼睛是润湿的。在那次bào动中他的省里有几个饥饿的农民因到衙门要粮而被砍了头。有一个战士告诉我，他曾经亲眼看到毛泽东把自己的上衣脱下来给一位在前线受伤的弟兄穿。他们又说当红军战士没有鞋穿的时候，他也不愿意穿鞋的。
然而我非常怀疑，他是否能够博得中国上层知识分子的敬仰，也许这并不完全因为他有非凡的头脑，而是因为他有农民的个人习惯。巴莱托①的中国门徒们也许要嫌他粗鲁的吧。我记得有一天我和毛泽东谈话的时候，看见他心不在焉地松下了裤带，搜寻着什么寄生物——不过话得说回来，巴莱托要是生活在同样的环境中可能也非搜寻一下不可。但我可以断定，巴莱托决不会当着红军大学校长的面前松下裤子的——我有一次访问林彪的时候，毛泽东却这样做过。小小的窑dòng里非常热。毛泽东却把身子向chuáng上一躺，脱下了裤子，向着壁上的军用地图，仔细研究了二十分钟——偶然只有林彪插口问他一些日期和人名，而毛泽东都是一概知道的。他随便的习惯和他完全不在乎个人外表这一点相一致，虽然他完全有条件可以打扮得同巧克力糖果匣上的将军和《中国名人录》中的政治家照片一样。
在六千英里的长征途中，除了几个星期生病以外，毛泽东和普通战士一样都是步行的。在最近几年中，他只要“叛变”投向国民党，就可以升官发财，这也适用于大部分红军指挥员。这些共产党人十年来忠于主义的坚定性，你如不知道中国收买其他造反者的“银弹”的历史，是无法充分估计的。
在我看来，他说的话是真诚、老实的。我有机会核对他的许多话，结果往往发现这些话是对的。他对我进行了几次不太过分的政治宣传，但是同我在非匪区所受到的政治宣传比起来，却算不得什么。无论对我写的文章，或拍的照片，他从来不加任何检查，对这优待，我非常感激。他尽力使我弄到能够说明苏区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材料。
由于在今天中国政局上的极大重要性，他的关于共产党政策的一些主要讲话，是值得认真考虑的。因为在今天，西北全境以及其他各地武装和非武装的中国人民似乎都拥护他们的许多政策，因此，这些政策很可能成为造成中国命运发生根本变化的重要手段。
①一译博洽德（一八四八——一九二三年），意大利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通俗资本论》的作者。—译注
二
共产党的基本政策（上）
中国共产党人今天的基本政策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我和毛泽东以及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曾经作了十几次的谈话。但在考察他们的政策之前，我们对于共产党和南京之间长期斗争的性质，必须先有一些概念。哪怕要了解红色西北最近的情形，也必须首先看一看一些历史事实。
我在下文中有一部分转述了洛甫的话，他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年轻书记，曾经留学美国，我在保安访问了他。这部分读起来可能很吃力，但我认为是值得的。
大家知道，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九二一年才成立。它发展很快，到一九二三年，国民党创建人孙逸仙博士同苏俄达成了他的那个著名的协议。当时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没有当权，都自称要为实现民主而斗争。要达成协议很容易。一九二四年，国民党在俄国顾问帮助下，按照列宁党的方式，进行了改组，同中国共产党结成了联盟，共产党员在领导和组织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中非常活跃，结果推翻了北京的腐败独裁政权。
这种合作的基础，就共产党人而论，可以归结为孙逸仙博士和国民党接受两大革命原则。第一个原则承认有必要采取反帝政策——用革命行动收复政治上、领土上和经济上的全部主权。第二个原则要求在国内实行反封建反军阀政策——对地主军阀实现民主革命，建设新式的社会、经济、政治生活，共产党和国民党都认为这必须是民主性质的。
当然，共产党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实现，是将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先决条件。因此，他们采取支持“民主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的立场是合乎逻辑的。
不幸孙逸仙博士在一九二五年革命还没有完成的时候就去世了。到一九二七年，国共两党的合作宣告结束。从共产党的观点看来，国民革命也可说是在那时候完结了。国民党的右翼，在新军阀的控制之下，在某些外国、通商口岸银行家和地主的支持之下，跟合法选出的汉口政府宣告决裂。他们在蒋介石领导下在南京另立政权，当时共产党和国民党中的大多数都认为这个政权是“反革命的”，也就是说，是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本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