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老军阀低估了第一次罢工和接着第二次罢工的意义，只砍了几个脑袋，却没有制止工人运动。周恩来和一些著名的上海工人领袖赵世炎、顾顺章、罗亦农终于组织了五万名工人纠察队，在法租界弄到地方给二千名gān部进行秘密军事训练，把毛瑟枪偷运到市里，训练了三百名枪手，这是上海工人所有的唯一武装力量。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共产党下令举行总罢工，使上海全部工厂都停闭，又把六十万名工人派到革命的路障后面去 ，这是他们一辈子中第一次被组织起来，而且有战斗意志。他们先占领了警察局，又占领了兵工厂，接着占领了警备司令部，最后取得了胜利。有五万名工人武装起来了，编成六营革命军，“人民政府”宣告成立。
这是中国现代史上最有声有色的一次政变。
这样，当蒋介石几天以后到达上海近郊时，发现他已不战而胜，可以进入南市①，从获胜的工人军手里接受政权。这样，在一个月以后，蒋介石发动他自己的右派政变，开始杀害激进分子时，他的黑名单上名列第一的就是这个把胜利送给他的危险青年，因为这位总司令明白，这个青年也可能把胜利从他手中夺走。这样就开始了周恩来作为国民党手中的逃犯和第三次革命——在中国举起红旗的那次革命——领导人的生涯。
赵世炎、顾顺章、罗亦农、陈延年（现为南京监禁的中国共产党创建人陈独秀的儿子）和周恩来在上海起义中的亲密合作者有好几十人被捕处决。据估计“上海大屠杀”人数达五千。[文中是斯诺的原文，当然用的都是当时的时态，用词是否不当，读者自己评判——ZRED]。
这个造反者先逃到武汉，又到南昌，参加组织著名的八一起义，这是中国红军的历史性开端。接着他去了汕头，那里的红色工人已经占领了华南这个大海港，在周恩来领导下守了十日，抵御外国pào舰和地方军阀部队的进攻。后来他又去了广州，组织著名的广州公社。
广州公社失败后，周恩来只得转入地下活动——一直到一九三一年，他终于“闯破封锁”，到了江西和福建的苏区。他在那里担任红军总司令朱德的政委，后来任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在我见到他时他仍担任这一职务。他在南方进行了多年的艰苦斗争，用步枪、机枪、铁锹对付轰炸机、坦克、装甲车，对付作为敌人后援的大城市全部财力，这一英勇的努力是为了要保住小小的苏维埃共和国，它没有海港，甚至没有盐吃，不得不用铁的意志来代替；后来他又身罹重病，九死一生，终于长征到了西北的红色新根据地。
背弃古代中国的基本哲学，中庸和面子哲学；无可比拟的吃苦耐劳的能力；无私地忠于一种思想和从不承认失败的不屈不挠jīng神——这一切似乎都包含在这个红军的故事和参加创建红军的一个人的故事中。我暗自想，周恩来一定是个狂热分子，因此我想寻找这必有的神色。但是如果说有这种神色的话，我却没有发觉出来。他谈吐缓慢安详，深思熟虑。
因此，周恩来给我的印象是，他头脑冷静，善于分析推理，讲究实际经验。他态度温和地说出来的话，同国民党宣传九年来污蔑共产党人是什么“无知土匪”、“qiáng盗”和其他爱用的骂人的话，形成了奇特的对照。
不知怎么，当他陪着我走过安静的乡间田埂，穿过芝麻田、成熟的小麦田、沉甸甸地垂着穗的玉米田，回到百家坪去时，他似乎是一点也不像一般所描绘得赤匪。相反，他倒显得真的很轻松愉快，充满了对生命的热爱，就像神气活现地仿佛一个大人似的跟在他旁边走的“红小鬼”一样，他的胳膊爱护地搭在那个“红小鬼”的肩上。他似乎很像在南开大学时期演戏时饰演女角的那个青年——因为在那个时候，周恩来面目英俊，身材苗条，像个姑娘。
①外国租界当然没有遭到攻打，国民党只占领了上海的中国人管辖部分。
三
贺龙二三事
第二天早晨六点钟，我就同一队大约四十名青年一起出发，他们是属于通讯部队的，正要护送一批物资到保安去。
我发现只有我自己、外jiāo部的一个人员傅锦魁和一个红军指挥员李长林有坐骑。也许这话说得并不完全确切：傅锦魁（译音）在一头壮实的、但是负担已经过重的骡子背上挤了一个栖身的地方；李长林骑的一头驴子，负担同样过重；我像腾云驾雾似的跨在仅有的一匹马上，它是不是真的在我跨下，有时我也没有多大把握。
我的这头牲口的弓背像一弯新月，迈步像骆驼一样缓慢，瘦腿软弱发抖，随时可能倒下不起，咽下最后一口气。我们顺着河chuáng爬到河边悬崖上的羊肠小道时，它使我特别担心。要是我在它的瘦骨嶙峋的背上稍微挪动一下重心，我们俩就会一起掉向下面岩石嶙峋的峡谷中去。
李长林高高地跨在他的一堆行李上，看到我的láng狈相，不禁大笑。“你坐的马鞍倒不错，通知，不过马鞍下面是什么东西？”
我没有抱怨的份儿，因为毕竟我算老几，能够骑马；但是对他的玩笑，我禁不住说道：“请你告诉我，李长林，你们怎么能够起着这种瘦狗去打仗呢？你们的红军骑兵就是这样的吗？”
“不是！你会看到的！你的牲口‘坏啦’？就是因为我们把这种牲口留在后方，我们的骑兵在前线才不可战胜！要是有一匹马又壮又能跑，就是毛泽东也不能把它留下不送前线！我们在后方只用快死的老狗。什么事情都是这样：枪pào、粮食、农服、马匹、骡子、骆驼、羊——最好的都送去给我们的红军战士！如果你要马，同志，请到前线去！”
我决定一有可能就按他的劝告去办。“但是，李长林，你自己怎么不在前线呢？你也‘坏啦’？”“我，‘坏啦’？决不是！但是前线少一个好人比少一匹好马好办！”
真的，指挥员李长林看来是个好人，好布尔什维克，而且还是说故事的好手。他当红军已有十年了 ，曾经参加过一九二七年的著名的南昌起义，从那时候起，共产主义在中国成了一支独立的力量。我在李指挥员旁边，一起在陕西的山沟沟里爬上爬下，有时骑着马，有时下来步行，喘着气，忍着渴，一边就听着他讲一个接着一个的趣闻轶事，有时在再三要求和追问之下，他甚至也赏面子说一说自己。
他还是个年轻人，大约三十一、二岁，但是随着他慢慢地讲开了他的经历，你可能以为他死去活来已有十多次了。我在他身上开始发现一种后来我在这样奇怪地铁一般团结的中国革命家身上一再碰到的特有品质。有某种东西使得个人的痛苦或胜利成了大家集体的负担或喜悦，有某种力量消除了个人的差别，使他们真正忘记了自己的存在，但是却又发现存在于他们与别人共自由同患难之中。
可是，如果你了解中国，你就认为这在中国是不可能的！然而这是事实，我以后再解释为什么有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