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短篇小说和散文集_王安忆【完结】(6)

事情就在“本来”这两个字上。
我们常常这样评价一篇作品：通过一个孩子的眼睛，写了大人的世界，一个艰辛的时世或是一个别的什么时世。而我以为，假如这篇作品是优秀的话，那么就应该写的是一个孩子的世界。为什么要说这世界只能为大人所拥有呢？如只为写了一个艰辛时世或别的什么时世，又何必让孩子的眼睛去看呢？既是要由孩子来叙述这个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必定是属于孩子自己，这个世界也必定是属于孩子自己的：那或许是一个由于天真而特别纯净或则加倍肮脏、由于好奇心而迷惑不解又由于好胜而胡猜乱想以至错误百出、由于弱小而险象环生又由于无知而一往无前的故事。总之，必是一个孩子自己的故事，孩子自己的世界。这世界，这故事，随着孩子而来，必由孩子来叙述。倘若，这只是一个借了孩子的心情和嘴来讲一个大人的故事，借了孩子的天真的幌子，说此「童言无忌」的蠢话，比孩子没有隐蔽的明彻，来表达自己本无能力暗示的情节，那便是虚妄而做作。那故事并没有找到本来就有的叙述的方式，不过取巧小道而已。由此想到德国电影《锡鼓》，二次大战时，一个名叫奥斯卡的男孩，不愿意自己长大，希望自己永远只是三岁，妄图从此逃避长大后的厄运，逃避理性和情欲的成熟。可是停止成长的只是他的外壳，内部的一切都依然成长，而周围人们却还将他当孩子看待。他可以避免参加那一切的疯狂残酷，只须冷眼旁观。奥斯卡以一个孩子的乔装，却怀着一颗成熟的心看这世界，世界依着他一个侏儒的变态心理演绎着一连串奇形怪状的故事，他以一个侏儒的变态的心理观照这世界上一连串奇形怪状的故事。侏儒的心理与这世界的疯狂秩序其实是一桩事情，没有哪一方处在被动的位置。这世界不是塑造侏儒的手段，这侏儒也不是反映世界的手段，一时间，这作品的形式失去了，讲故事的方式失去了，只剩下一个故事。故事与讲故事的方式，与生俱来存在一体之中，犹如生命带着躯壳降生。也许，故事就是故事，没有什么方式，任何方式都是外加的，而非「本来就有的」。
我们还常常这样去评价一篇作品：通过几个人，或几户人家的遭遇，反映了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和什么样的社会。倘若这作品是成功的，那么，这种评价就有了问题，为什么要qiáng调「几个人」、「几户人」，传达者的数量究竟有什么意义。要是多一个多一户或者少一个少一户，那传达的东西会因此更周全或者有缺陷了吗？如若具有了这样的伸缩，那这作品是否还具有整体的感觉？是否还可能完美？如若是多一个不可，少一不成，那么作品意义的关键便不在于这故事是由多少人的命运传达，而在于这故事本身包含了人的命运，人的命运本身又包含了故事。于是，「多少人」便是极不重要，极不需炫耀的了。而这多少人的命运有机地jiāo织在一起，成为一体，成为一个故事。并非是故事须多少人的叙述才能完善，而是故事本来就是多少人的故事。一一排列每一个人或每一户人家的故事是那样困难，那样的挂一漏万，那样的难以表叙，因为这本来只是一个故事，一个命运，一个遭际。这使我想起了jiāo响乐。在很长的一个时期里，很多的人这样以为，jiāo响乐就是让许多不同的乐器声部，轮换jiāo替着奏一条旋律或是进行伴奏，创作总是先出来旋律，再有配器伴奏。外国的jiāo响乐作品，常常使我们有一种迷失的茫然，找不着旋律，好比找不着回家的路了。越是大师的大作品越令人茫然，那旋律更加难以跟踪，耳畔只有一片轰响。事实上，jiāo响乐作品从最初的构思起，那音响便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非常的具体，是圆号的长音，小提琴的颤弓，小号的三连音，竖琴的琶音，定音鼓的休止，旋律和伴奏永远只是相对的。几十条谱表是一起进行，连同空白一起。几十条谱表合为一体的进行，逻辑严谨，无法分离出各种音响和乐器。是因为有了那乐器的音响才有了为它们所有的音符，还是有了那音符，便自然为音符找着了归宿。难说乐器的表达旋律的形式，也难说旋律是表达乐器的形式。在这里，形式又一次失去了，只剩下音响。回到小说的创作，便也难说是这多少人的命运为这故事准备，或者这故事为多少人的命运准备。讲故事的方式隐在故事本体之中，看起来，就像没有讲叙者似的，这才是故事与讲故事最本质的关系。
我们也常常这样去评价一篇作品：以一斑窥全豹，以一个小小的视角，展示了大的事情。倘若真是如此，那便把作品写轻佻了。如若是真正伟大的故事，决不会以小小的手段就能成功表达。好比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如不是用十七英尺高的大理石柱雕成，会有巨人的形象？会给人以壮丽的感觉？仅仅是本身的高度和体积，也在无声地发言了。都德的《最后一课》，被用来当作以小见大的典范，以短短一篇的一堂法文课而写了普法战争。而事实上，《最后一课》好就好在短短一篇只写了一堂法文课，当然，是在普法战争时期的一堂法文课。在法国，法文课竟成了最后一堂，其间的可悲意味，都留在篇幅之外，让人咀嚼去了。这样一则故事，天生便是短篇小说，是一个天生的短篇。这本来就是个三言两语的故事。这样一个故事，即便超过了我们短篇的限度──三万字，我想，也依然是个短篇，一个拉长的掺水的不成器的短篇罢了。而相反，用一次漫步、几点断想、一回旧地重游，来完成一个壮阔的、伟大的、悲剧性的故事，仅是投机取巧而已，终不是短篇小说的大道。短篇的大道在于找着本来就是短篇的故事，长篇的大道则是找着本来就是长篇的故事。故事本身就确定了规模，规模本身也确定了故事。
这是经过多年的创作甘苦所悟到的一点。而且，我发现有许多人也在有意无意地为这个困扰。比如，几乎每一个作家都感叹文章的开头难，为一个开头，折磨得苦不堪言。如开好了，犹如找准了钥匙，一下子开了门，前面豁朗朗一条大道；而开不好头，就将一径别扭下去，越是执着地写下去，越是别扭，甚至会迷失，连初衷都忘了。其实这就是在寻找故事本来的模式，寻找故事与生俱来的讲叙的方式。如果这故事是唯一的，确定存在的话，那么它的讲叙方式也只可能有一个。故事像雕刻的对象隐在一大块石料里一样，由你困惑着如何开刀，它只是缄默不语，当你终于找着了它，它便活了。因此，文章开头的时候，我总摆脱不了一种宿命的感觉，好象在赌博似的，一切全凭天意了，却又很不甘心。
《小鲍庄》惹得纷纷扬扬，对其结构生出许多说法。而我当初并非有意识地考虑结构这个问题，只是觉得，《小鲍庄》故事，本身就是这样发生，同时地、缓慢地进行着。如果说有一点成功的话，那便是我终于接近了《小鲍庄》故事本来的形成构造和讲叙方式。我对自己最大的妄想，便是与一切故事建立一种默契，自然而然地，凭着本性地觉察到每一个故事与生俱来的存在形式。什么是多余的，要去掉的；什么是有用的，应该存在的。
在西方人将他们分割为多元的世界重新合一的时候，中国人则在对一元的世界进行第一次解剖，这无疑的于彼此都是大的进步。一旦双方第二次的建设了世界，必将使一元与多元的含义拓新，而整个人类便更上了一层楼。我在美国爱荷华大学，有机会旁听一堂写作班的课程，讨论一篇题目为HouseCleaning的习作（暂且译作《扫尘》吧）。写一个老太太，请了个女孩来打扫房屋，清理旧东西的过程中，回忆起过去的生活。我在课堂上仅仅坐了二十分钟，就与为我做翻译的留学生溜了出来，因我觉得他们的讨论枯燥而无聊，全然不如我们国内讨论作品，从人物的心理，到作者的心理；再从作者的历史，回到人物的历史，人情冷暖，世故浅深，触类旁通，左右逢源，讨论的过程就像在做小说，很兴味。而那一堂课上，他们只是说：「为使过去的生活贯穿全部，使用动词过去式，这很好。」诸如此类，他们的导师，一位颇有成就的小说研究者，对小说的不足之处提的是：太多的连接词「But」，共享了五处，还有太多的「Then」，读起来黏耳。在那一天的日记上，我关于这堂课的记录是这样的──听着他们的讨论，我心里有一种感觉，就是，他们把文学放在了研究院，放在了课堂。这好象是一个极大的误会。我以为小说是大最重要的技巧，在于生活与小说的关系之上，这关系包括了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