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2点钟离开石家庄，5点到北京。北京街上十分清冷，人和车极少。偶尔有匆匆的骑车者，都戴着口罩。我感受到这里气氛的紧张，比石家庄要紧张得多。河北省已有两个城市发现SARS病人，但省会石家庄尚无被感染者记录。而截止4月18日，北京已累记病人339例。当然，石家庄一些药店也出现了排队购买中草药预防SARS的场面。前两天受北京一位朋友之托，去乐仁堂买一种治疗糖尿病的草药（据说这种药在北京已脱销），奋力挤了半天才挤到柜台前。四周顾客本来拿着别的药方，一听我要买这种药，竟然不加思考地都要买。在大家看来，这个时候买的草药不是预防SARS还能是什么呢？在石家庄的中药房里，传达出的是一种热火朝天的惊恐——虽说惊恐，人们毕竟还慌乱地聚在一起。相比之下，北京的情形便严峻多了，整个城市似有一种默默的孤寂的哀伤。长安街显得格外辽阔无边，我们的车一路畅通无阻，从六里桥下高速公路，不到半个小时就到达位于景山后街的河北驻京办事处。而往常，这段路至少要走50分钟或更长。今晚我们住在这里，明天上午从这里去机场。
河北驻京办事处对外经营的名称是河北迎宾馆，这是一处中式宅院，从前是满清贵族的一座府第，民国时曾被奉系军阀吴俊升买来赠给一位姨太太。吴曾任黑龙江省长，后在著名的huáng姑屯事件中与张作霖一起被日本人炸死。上世纪50年代河北省政府买下这处院子，几经改建、修缮，始终保持了原来的风貌，且一直经营至今。离此不远还有大太监李莲英的宅第，可见此地是北京闹中取静的好住处。院内古槐、藤萝都有，鸽子也在此接宗传代。加之地处市中心，jiāo通便利，是许多河北人来北京喜欢选择的驻地。80年代以后，一些外国人也愿意到这里来住。一来房价适中，二来还可以享受中式庭院的乐趣。在我的印象里，这迎宾馆一向是人来人往，车水马龙，今天下午却是朱红大门紧闭。办事处李主任和齐经理、王经理、高经理等几位在大门外等候我们。像往常一样，我下车后便要同李主任握手，李主任却冲我摆着手说，咱们就别握手了吧。意思是他们是处在疫区的人，而我们是从安全地带来的。李主任的礼貌和谨慎使我有种说不出的滋味儿，一个星期前我来北京办签证，李主任还是谈笑风生，当时办事处虽然客人少了，但还住着几位和保定商谈农业开发的非洲商人。还有一个电视剧摄制组包了一个跨院拍电视剧。记得那天我在餐厅门口碰见了那个剧组的几位男女，其中一位女士和同伴在谈笑之中往餐厅门前吐了一口痰，然后毫无愧色地扬长而去。当时全国的媒体都在广泛宣传预防SARS，克服陋习。这位电视剧组的女士却如此不伦不类。此刻她这种行为实属野蛮了，我内心非常愤懑，想到国人克服陋习确已迫在眉睫。这时办事处的朱红大门开了，李主任引我们进门，大门随之又关上了。院里又空又安静，李主任告诉我，现在一个客人也没有，非洲商人和那个电视剧摄制组都走了。为防SARS,外人一般不准进院，服务员和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一般也不得离开这个院子。然后他又对我说，目前咱们这个院子还是安全的，因为周边地安门、景山一带的居民尚未听说有被感染者。
进了客房，到处弥漫着消毒液的气味，连烟灰缸里也盛着消毒液，服务员说这便于在房间挥发。我再次体会到北京气氛的紧张，心里也莫名其妙地紧张起来。简单吃过晚饭，回到房间见有一份当日的《北京晚报》，拿起报纸，有些cháo湿，原来报纸上也喷洒了消毒剂。头版一段黑体字是：“市委市政府发布加qiáng北京防治非典型肺炎工作的决定，要求认真执行隔离措施，坚决切断传染源。截止4月27日10时，北京市对以下区域采取了隔离控制措施：疫情居民区和居民楼（含公寓）4处，分别是北京人民医院宿舍（西直门南大街17号楼），中央财经大学西塔楼29号（海淀区皂君庙东里29号楼），北方jiāo通大学学生公寓A、B、C座（海淀区jiāo通大学路3号院1、2、3号楼），北京科技研修学院两栋公寓楼（昌平区沙河镇）；疫情工地一处为东城区京港101号楼工地。此外，北京还对一所综合医院，24所市、区指定集中收治“非典”病人的医院，29处综合医院的“非典”病区，74处二级以上医院的发烧门诊实行隔离控制管理。另据流行病学调查，截止4月27日10时，实行分散隔离和集中隔离的非典型肺炎患者及疑似患者的密切接触人员为7672人，已解除隔离1384人。”
读完报纸，我拿出温度计量体温。这次出门我和父亲每人带了一支温度计，准备随时随地测体温。而且我还有一个小计划：万一明天到机场，那儿的远红外测温仪把我的体温测高了不让我出境，我就用自带的温度计再测一遍。此前我已得知，机场已经要求出入境旅客测体温了。我是不是显得有点神经质呢——又有谁能证明我的温度计的权威性？这时我的体温是36.2度。
因为我们入住，饭店升起五星红旗
想起父亲临行前对此行始终犹豫：我们国家正发生疫情的时候去韩国办画展毕竟不是个好时机，这会给对方带来许多不方便。韩方虽一再表示，中国的疫情不会改变他们既定的计划，父亲这个本该在1998年举办的画展，因为韩国的金融危机已经拖延至今，但父亲仍然常常表现出三心二意。也许是和韩国驻中国大使金夏中先生的见面增加了父亲和我的信心。上个星期，4月22日，我们办签证之前同韩国驻中国大使金夏中的会面，他的友好和热情再次使我体会到这个国家对艺术和艺术家的尊重。那时因为中国的疫情，许多国家的驻华使馆已经关闭，韩国使馆也不再接待私人来访。金大使破例在使馆的会客厅同我和父亲见面，并赠送了他用中文写的新著《腾飞的龙》。金大使风度儒雅，彬彬有礼，讲一口让人惊异的流利的自然的汉语，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年轻许多（我从他的书中得知了他的实际年龄）。我们jiāo谈了大约40分钟，在这非常时期，这应该是一个时间不短的见面了。我特别感受到了金大使的诚恳。jiāo谈中我得知他对中国由来以久的感情以及他在中韩建jiāo中的非常角色。这里不妨引用几段2001年10月金夏中先生就任驻华大使之后《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主要报道：
吃早饭时，我问服务员能不能给我们准备一点面包、香肠什么的带到路上吃。服务员告诉我，因为现在没有客人，所以厨房基本不进货了，面包、香肠都没有。也好，倒也轻装了。昨天对北京的感受使我的预防意识变得格外qiáng烈，我想途中应尽量避免买东西，并决定在飞机上不吃饭。一些朋友再三嘱咐，飞机空间小，特别便于飞沫的传播，一定要戴18层以上的口罩。
开车去机场的路上，我嘱咐司机小田，把我们放下立刻返回石家庄，不要在北京停留，宁可饿着也不要在路边吃饭。
好了，现在是我们把小田送走。然后我到机场大厅门口拿行李车。行李车消毒很严格，每用完一次，机场服务员推回来都要再把扶手消一遍毒。所以每辆车的扶手都是湿漉漉的，推起来手上感觉很不舒服。大厅门口有检疫人员向旅客发放健康登记卡，并监督进入大厅者要通过安置在门楣上方的测温仪测量体温，体温合格方可进入。也许因为有了昨天那一夜神经质的“折腾”，好比战前做了演习，今天通过测温仪时我倒没有紧张，体温便也是正常的。我们顺利通过了。
飞汉城的KE8ai611次航班是中午1点20分起飞，我们和翻译姜雪子约好11点在机场大厅见面。姜雪子是一个热情、单纯，有时候显得固执的延边姑娘，我和父亲几次去韩国，都是由她做翻译。缺点是时间观念不太qiáng，每次我们约会，她总是姗姗来迟。把人等得望眼欲穿，她才急急地出现，每次都抱歉地述说着同一个理由：路上堵车啊……我对她说雪子啊，你要是公司职员，这种时间观念肯定不行。她一脸坦然地对我说，就是啊，要不然我为什么讨厌上班呢，我一辈子都不愿意上班。我说那你这一辈子想gān什么呀？她说我想上一辈子学！雪子酷爱陶瓷艺术，时下她正在一所陶瓷学院进修。今天她倒是准时，10点40分就出现在我们面前。一见面，她就赶紧发给我和父亲一人一个18层厚的大口罩，说我们的一次性口罩太薄。我环顾四周，见大厅里的人都戴着口罩，都很厚，其中还不乏一些花样，便暗想SARS再闹些时候，说不定口罩也能时装化呢。这真是人类的悲哀，不过也可以说是爱美之心难以泯没，生活还会大有希望。托运完行李，办好登机手续，到登机口等候上飞机时，我已经被又大又厚的口罩憋得喘不过气来。雪子对我说，这你就不如我了，我们在北京已经习惯了。为了锻炼身体增qiáng抵抗力，我们晚上净戴着口罩在街上跑步。怪不得!雪子还说，虽然早晨她没吃饭，但她也不打算在飞机上摘口罩吃饭。我说我也是这个主意。
飞机准时起飞，大韩航空公司的空姐们神情平和，举止从容，并且不戴口罩。虽然这是从北京起飞的航班，机舱内又大多是中国人，她们却和往常一样亲切而又温和，就像这个世界上什么也没有发生。虽然她们正面临着风险，但此时她们的不戴口罩却使整个机舱和所有乘客顿时感觉到塌实和轻松。北京到汉城的空中飞行时间是1小时30分，午饭很快就来了。空姐的镇静和饭菜的香味儿使我没能控制住自己，还是摘了口罩大吃起来。旁边的雪子则坚持不吃。一个半小时后我们安全抵达仁川机场。仁川机场海关也为旅客严格测量体温，我们三人又经历了一次预料中的紧张。
汉城正在下雨，空气十分清新。今天堵车不太厉害，1小时左右就到达住地。一路上我问前来接我们的千先生韩国的情况，他说韩国一例SARS也没有，市民们都知道中国的疫情。千先生很平静地同我们聊着韩国、中国，说画展的准备工作正在有序进行。这时我们也摘掉了18层的大口罩。但我们还是准备执行早已制定的行为准则：第一，不主动和人握手；第二，不把从中国带来的食品送人；第三，在宾馆自动隔离三天，然后再去美术馆见朋友。没想到我们刚到宾馆10分钟，洪先生——那位10年前忍受着肚子疼夜访我家的洪正吉先生就赶来看望我们了。他满面chūn风，一如既往，不顾父亲的躲闪，就热烈地去拥抱他。父亲把我们的行为准则告诉他，他仰天大笑，说“为什么？”他说你们能来韩国就说明你们是健康的，我们应该相信科学。为什么要在宾馆隔离？明天就可以到美术馆去。接着他又拥抱了我和雪子，然后就邀我们一起去西餐厅吃牛排，席间他还谈了对画展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