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能看到我作品中的yīn影
新京报：《少女小渔》、《扶桑》、《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史诗》这些代表作多以女性为第一视角，这些形象的共性和个性是什么？
严歌苓：我笔下的女性人物有一个共性，就是她们都有一点点迟钝，有一点点缺心眼。比如小渔，她不在乎自己会不会吃亏，不跟寻常人一般见识。《一个女人的史诗》中的小菲，她比较例外，她很执著，但她和《第九个寡妇》中葡萄在这一点上很相似，爱一个人就是死心塌地地爱他。在别人看来，葡萄有点不知时局、执迷不悟的感觉。而小菲很像我妈妈，欧阳很像我爸爸。
新京报：不知为何，在《一个女人的史诗》中，我能感觉到它和你以往听来的故事不同的是，其中似乎蕴藏着你很多秘密的个人经验。
严歌苓：我妈妈去世后，我开始去理解我父母之间的感情。现代社会中，像他们那种直觉的，本能的爱正在消失，那种古典的爱只存在于遥远的非功利社会里，像罗密欧与朱丽叶、崔莺莺与张生，林黛玉和贾宝玉。我有着军人情节，当时我的梦想就是嫁一个营长。为什么想嫁一个营长呢？我想，他不会大我太多，又会领着三四百的兵，很神气地骑在马上。可能很多少女都有对军装的迷恋，其实“军装”这个概念意味着什么她根本不去想。她只想到男人一穿起军装就很英俊。你看过《雌性的芳草地》吗？那里面的营长就代表我少女时代的梦想。
新京报：你的作品里对bào力和女性的关系一向突出，和你自己的经历有关吗？
严歌苓：我总是能回忆起严凤英的自杀。当时她已经失去知觉了，身体插满管子，针管、导尿管，那个男医生就可以把她bào露在那里，让大家都去看。她是没有穿衣服的，光着的，这样一个任人宰割的肉体，被摆在一群可以去咬她的目光里。她是个被钉在病chuáng上的标本。当时有一个电工，故意把烟头掉上去。
那时候才9岁，我觉得很恐怖。当时我能感受到的是那种男性社会对女性的恐怖和莫测，围拢来，在你最无助的时候。因为很敏感，所以才把这种经验永远永远融合在我的作品里，变成一种创伤性的记忆。所以很多人能看到我作品的yīn影。
中国的作家和导演被宠坏了
新京报：和别的作家不一样，你的文字十分注重qiáng烈的画面感和视听感觉。这和你学舞蹈有关吗？
严歌苓：这源于好几个原因。首先这当然和我12岁开始学习舞蹈有关系，女孩和男孩在一起练功的时候，穿着短裤和背心，身体的luǒ露部分很多。那个年代的男生女生都很美很健康。这种对视觉的欣赏我很小的时候就有了。其次，和我爱看电影也有关系。我印象很深的是周晓文的电影《二嫫》，里面关于二嫫手的特写，真性感，给人以饱满的视觉享受。
另外，我在想，现代人已经被媒体吸引过去了，但电影的故事会让人感动。比如《断臂山》的音乐一出来，那种悠长的旋律就会让观众即刻陷入莫名的感动。这种声音不再只是对耳膜的刺激，那种声响会带有磁力就纯粹从你身体上掠过去了，故事中蕴藏的深沉悲剧已经提前可以触摸到了。这种感觉能弥补单纯文字带给人的遗憾，我希望把我感动的东西放在我的文字里，有着女性的体温在里面，有着到皮肤的质感。现代人由于媒体的轰炸，已经形成了各种感觉的jiāo叉。
新京报：在你的写作过程中，哪部小说是由于你接触到一个视听形象而后创作呢？
严歌苓：《扶桑》啊。在一个yīn暗的屋子里，有一道光she进来，女人缎子般的肩膀款款站起来，这是一种直接用图像的方法。她的动作是由于我的呼唤而定型的。
新京报；很多女性作家都擅长大段内心独白，细腻心理描写。你是背道而驰的。
严歌苓：这主要是看一个作家体谅不体谅读者的问题。
我的代理人接触过不少中国当代流行的小说，他说这样阅读作品就像陷入一个语言沼泽的境地，太WORDY了。你想让西方读者欣赏中国小说，更要体谅西方的读者。中国的作家和导演被宠坏了。所以说要有平常心，李安为什么能拍《断臂山》呢？还是因为他的人之常情从来没有丢失过。一个人不会去关心油盐柴米，李安特别喜欢做菜。
不想控诉某个人，我对控诉没有兴趣
新京报：在《第九个寡妇》，你不回避中国的很多现实问题，你的眼光是走了之后又回来那种。
严歌苓：我到了国外之后，发现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写的。我不想控诉某个人。我只想写这样一段不寻常带有荒谬的历史运动，让我们看到一种非凡的奇怪的人性。我对人性感兴趣，而对展示人性的舞台毫无兴趣。还有一点，我自己也具有平常心，我没有把自己束之高阁，不参加造神这些东西，尤其在美国作家只是一个寻常的人，没有什么自己感觉了不得的地方。说到文革，文革使他们jīng英化了，文革也牺牲了很多人。我对控诉没兴趣，第二没人爱听。一控诉有人就反感，还不如给年轻人去讲一个有趣的故事。
新京报：《第九个寡妇》中老公公在地下生活20年，你似乎应该会着力地去处理一个看不见活在地下的人，你却没有给他多少笔墨？
严歌苓：这个小说是葡萄的视觉。是她看世界，而不是世界看她。葡萄看不见的事情就没有发生。就更有她一种生活停滞的感觉。这种痛苦比她的挣扎还要痛苦，像一个蛹一样封闭。
新京报：中文版《第九个寡妇》和英文版的区别在哪里呢？
严歌苓：主要区别在于意象性的东西不多。英文要求非常具体，它没有大写意的东西，写意体现在动作里，留给读者去揣摩。
新京报：《一个女人的史诗》在你的作品中占有什么位置呢？
严歌苓：是我非写不可的作品，但不想让我爸爸知道是我在写我妈妈。它被中央电视台买去了。
动物与人最大的区别是永不变心
新京报：我觉得你写动物写的很好，比如在《第九个寡妇》中驴子为了不被杀掉当成一堆驴肉，在得知早上要杀它，它半夜起来拉磨。
严歌苓：我特别爱动物，从小就喜欢。我照了很多我和我的狗的照片。美国有报纸采访我的时候，拍照片时怕僵，我gān脆把狗抱起来。我的狗不害怕镜头，她有时候还会抢镜头。对动物的怜惜受到外婆的影响，她特别喜欢猫，在最鼎盛时期她养过5只猫。我是一个动物狂。我也很喜欢通人性的马。马是最漂亮的动物。在三年自然灾害时，家里的黑猫还用牙齿叼回一块金华火腿，让我们生出敬意。
新京报：你写的人物大都去文明化，这和你对动物的爱有关系吧。
严歌苓：是啊。我家的狗懂很多语言。
新京报：动物和人最大的区别？
严歌苓：动物不理性吧。
动物一旦爱上你，就不变心。
新京报：你编剧的《少女小渔》、《扶桑》都受到好莱坞的青睐，你怎么理解文化冲突的问题？
严歌苓：你不要去取悦任何，沿着自己的路去走就好。
人家不欣赏你也无所谓。
新京报：你觉得你的小说最鲜明的特征是什么呢？
严歌苓：告诉你一个真中国。
新京报：你很欣赏和你一样有着远离祖国坚持用母语写作的作家吗？
严歌苓：我现在只看那些对我在文字上形成冲动的挑战感的书，德国作家的《铁皮鼓》。我很喜欢很幽默的作家，索尔贝娄的书，DH·劳仑斯的书。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后，除了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世界文坛没有什么太了不起的作家。
2006年04月28日
——关于严歌苓的长篇小说《寄居者》
侨报
“我自己是个不折不扣的寄居者。在美国生活20年，也不能改变我的寄居者心态，回到中国，我也有找不着位置的感觉。”旅美知名女作家严歌苓的长篇小说《寄居者》近日由新星出版社出版，在回答自己对于新书的看法时，刚刚在台湾家中跑步机上下来的严歌苓有点气喘吁吁地表达出这样的观点。
“听”来的寄居者
故事发生在1939年的上海。美籍华人女孩MAY爱上了一个刚刚逃离集中营的犹太男子彼得。那时赶上臭名昭著的“终极解决方案”就要实施，为让彼得逃离被屠杀的命运，MAY把一位爱上她的美国青年勾引至上海，让彼得用他的护照与自己一起逃往美国……爱情与信仰，忠义与背叛，自我追寻与自我迷失，孰是孰非？
故事的原型来自柏林墙。严歌苓和丈夫去柏林旅游时，听闻了这个像小说的真实事件。一对年轻人在东柏林订婚后，小伙子先到了西柏林，他深爱着未婚妻，几年后仍无法忘怀。偶然中，他在欧洲见到一位与他未婚妻相似的女孩，他勾引了女孩并把她带到东柏林，然后让未婚妻用欧洲女孩的护照回到了西柏林。
飘忽的寄居者
《寄居者》集中且直接地表现华人的寄居状态，又从华人的寄居状态探索至其他种族的寄居状态。对这些寄居状态的心理产生共鸣的，也许是不分种族不分地域的每一个人。
严歌苓坦率地表示，自己和小说中的MAY都是不折不扣的寄居者。在寄居国如此，在自己的祖国亦如此，夹在两者之间，总有种飘忽不定的感觉。
“在美国生活20年也不能改变我的寄居者心态，就是那种边缘的，永远也不可能变成主流的感觉。因为无论怎样，西方文化都是我半路出家学习来的。在学习的过程中，也感到他们的文化优越感。”
严歌苓和美国朋友在一起聊天时，他们有时会肆无忌惮地嘲笑唐人街公jiāo车上广州人的口音，会嫌恶地说起唐人街里的蟑螂，“他们全然忘记了我的身份与唐人街的关系，忘记了这样开玩笑是在伤害我。”
另一方面，当严歌苓回到中国，却感觉自己依旧是一个边缘人，“中国在我缺席的20年里，改变非常大，很多人的感情和文化都变化了。即使回到中国，曾经的一切也不再是过去的样子。”
乐观的寄居者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严歌苓乐观地认为寄居者的身份也有好的一面。“很多东西都是比较出来的。寄居者这种角度给了我新鲜的感觉，使我更沉静，对什么都不认为理所当然，都会玩味、品评、不由自主地把中国和寄居国做比较。社会、观念、情感表达方式、语言、食品……一切。比得最多的当然还是语言。”
她就是在这种比较中，越发感觉出中国语言的魅力，她说：“没有哪一种文字像唐诗宋词那样美，那样有图画感，那样有音乐感，那样有色彩感，而这些都是旧体英文诗所不能相比拟的。”
彼得说：“这公平吗？我从来没有问过你过去如何。”
我朝他扬手：“再见了，明天一早还要挣口粮钱。”我心里说的是另一句话：“我的小彼得，我没有过去，我的过去空下来在等你，原来白等了一场，你的过去那么无情地背叛了我的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