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女小渔_严歌苓【完结】(47)

2019-03-10  作者|标签:严歌苓

郑大全一路飞车到家。开门撞上二楼一位女邻,她正从她家出来:“你你你怎么回事?”她以食指枪口般指住他:“晚啦!打你的Beeper,你怎么也不回话!你妻子去医院啦!”

郑大全那磨去一层皮的嘴刹时成一口dòng。

“大出血!早产!没看这地上!

地板上是一路血滴,从他的地下室延上来。血还鲜着,灯光里晶闪闪的。

(全文完。请欣赏下篇作品)

(1)

既然你知道所有初到美国来的人都活得不顺心,我就不多介绍什么了。我和所有大陆来的学生无二致;想多挣钱、少付学费,住便宜房子和吃像样的饭。

一切都是他那栗色头发和我这副长相引起的。

我长了这么副模样:小时候人们称它漂亮,大起来人们认为它惹是生非。我估计毛病出在我一双眼睛上:当它们挺凶狠地盯着某人时,人家说我脉脉含情;当它们心不在焉东张西望时,人家说我傲慢自得;当它们纯粹发呆、无所用心时,人家说我孤助无援、极其招人怜爱。

我忘了我这双误会百出的眼睛正处于何种状态,总之我头一眼看见的是一团栗色——一个栗色头发的男人趁我不防已近在咫尺地矗立在我面前。这时的我站在洛杉矶市区一所语言学校门口等李豪开车来接我。我知道这样闲站着不是好女孩的样子,但我无法抱怨从不准时的李豪,因为他是我女朋友孙燕的男朋友,孙燕是我从北京到洛杉矶的飞机上结识的,虽与她在飞机上过了十几小时吃喝不分的日子,jiāo情毕竟没深到嬉笑怒骂随意的地步。

“栗色头发”长得很高,我认为他俊是因为我小时候单恋过十八世纪的诗人拜伦,记得最牢的是拜伦的栗色头发。

他头句话问我是否来自中国大陆,我赶紧“yes”,同时怀疑自己看上去要么土头土脑,要么呆头呆脑。他咕噜了一句话夹有“Japanese”,我猜他是说我长得像日本姑娘,不幸的是我没长着一双萝卜腿;它们象征着健壮、富有和征服全世界。

我与“栗色头发”对起话来。因为李豪似乎是不打算出现了。日后我英语进步了,与他熟了,一提我们最初的对话总要笑得喘。

他问:你来美国多久了,学什么?

我答:我的朋友会来接我的,谢谢你,不用你开车送我。

他说:你长得非常……特别,非常好看,我从未见过像你这样理想的古典类型的东方女子。

我说:对呀,天是特别热。洛杉矶就是热。不过我的朋友一定会来的,你不必操心。

他一边微笑一边上下打量我。我一本正经地穿着皮鞋,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丝绸衬衫的纽扣从脖颈一路扣到底,毫不马虎。我后来明白穿着上如此的严谨、繁琐,就被称作“土气”。后来我也根据这点判断谁是大陆的最新来客。

他接着说:我希望你帮个忙……

见他停顿下来,我估计他结束了句子,便根据猜测自说自话起来。到美国十有八九人们都是问我同一些问题,所以我用不着去听懂就顺口背诵。我说:我来到美国一个月零七天,正在苦学英语。我大学专修中国文学,曾经学过八年舞蹈,四年芭蕾,四年中国古典舞。我把握十足地想:假如他再来下一个问题,我就答:家住北京,故乡上海,父母健在,弟兄和睦,等等。

他苦笑起来,被语言的非jiāo流状态折磨得很疲劳。我也笑了,心里恶毒地骂着李豪混账,把我撇给一个陌生老美,让他在一刻钟内榨gān我肚里所有英文。

“我是想请你做模特儿。我们的绘画俱乐部,一直在寻找一位典型的东方模特儿。”他很慢很慢地讲,手的动作比嘴的动作剧烈多了。“我们会付你工钱,一小时十五元钱。我希望你会答应。我是个业余画家,职业工程师,是专门设计救火车的……你懂吗?”

我继续答非所问地说:“我?我不想当工程师,我想学文学。”我想,不知这人打算什么时候饶了我。他最后遗憾地耸耸肩,嘴里一再说我美。美我是听得懂的,在中国话里,它也是我懂得最早的一个字眼。告别时他塞给我一张纸条,上面是他的地址和电话号码,还有其他一些什么字。他长时间地看着我,那双我怎么也看不透的灰眼睛静止着,已不像开始那样快乐,却比开始多了太多的内容。我再次倾心他的英俊,并在他递纸片时偶然留意到:他手指上没有戒指。

他离去后我心里有点激动,有点暧昧的快活。不管怎样,这一天比什么都不发生要好些。

他叮嘱了我不止五遍,让我千万别扔了那张字条。而当他一转身,我立刻就扔了它。一辈子中,你会遇到无数给你写下地址但绝没必要重逢的人。那些带有地址的字条若被保存下来,你会想不起他们是谁;若想起来,你会平添一点惆怅。

而李豪却把那字条拾回来,并说在异国多个地址就多条路,就多个时来运转的机遇。

李豪告诉我十五元一小时的工作对留学生来说是天方夜谭的美事,gān一个月就能挣出半年学费。“你看,”他指那张字条:“这上面白纸黑字写着呢,等于合同书,他不敢不兑现!……”我被说动了,心算一小阵,这份工资当然值得李豪大喊大叫:矮小的他每天扶一个身高两米的瘫子走路,一小时才挣七块,孙燕那份每小时五块照看孩子的工作,还是跑细了腿觅来的。

回到住处,孙燕正准备结婚行头,一chuáng的中西礼服都是借来的,租礼服对他们来讲都太奢侈。孙燕和李豪还没有热乎到结婚的地步,但他们的钱不够俩人都以缴学费来维持留学生身份,租两处住房也不合算。孙燕的话是:一碟菜一人吃不嫌多,俩人搭伙也足够,所以她决定牺牲自己,嫁给李豪算了。这样她可以转换成陪读身份,当学生眷属。这间住房是从一群老太太手里租来的,廉价到了让我们难为情的地步。全套家具都是从马路上捡来的,包括李豪那辆车。那辆车常常不动,正如家具件件都会动一样。

帮孙燕试衣服时,我讲起“栗色头发”。她一听十五元一小时的工作,激动地惨叫一声。

第三天我便去了。从孙燕借来的结婚礼服中挑了件宝蓝旗袍,把头发在脑后梳成我外婆年代的发髻。就这样,我钻出李豪那辆撞得扁脸凹腮的车,让自己款款出现在这群美国人面前,我看见“栗色头发”在远处朝我瞠目结舌地望。

然后,我这好看的、会移动的中国古董就被安置在一把高高的椅子上。而椅子被搁在四进地平面的椭圆形浅池中。所有灯全对准了我。灯后面的一切都变得黯淡了。那椅子高得我不能随意上下,但可以旋转。有人上来把椅子上的我朝四面八方摆弄一遍,不知怎么了,所有人的英语顷刻间变成一种我完全不懂的语言。上下左右都围着深紫色丝绒,我被孤零零地镶在这片深紫色中,汗水开始在我脊梁上爬。

“李豪……”我叫道,自己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叫声吓一大跳。没人应我,李豪早已走了。我真的就这么被撒给一群陌生的异国人。这陌生是实质性的,它来自不同的人种、国籍、语言,当然还有观念。我又唤一声李豪,我听出这叫声中的委屈和哀痛,像只失群的雁。

洋人们笑起来,不知我的哪一点引起了他们的关心。我身体被转向一个方位,脑袋被转向另一个方位,真不懂他们为什么喜欢把一个好端端的人搞得这么七弯八扭。我似乎明白椅子之所以这样高的妙处:你既然被搁到上面,要怎样可就由不得你,要逃也妄想。

我听见画笔在纸上移动的沙沙声。

所有的大聚光灯都那么毒。照准席间惟一的一盘菜,就是我。

有人问我:“中国现在还有红卫兵吗?”

我只听懂了中国二字。便答我的父母在中国、兄弟在中国,我所熟悉的一切都在中国。说到这些就勾起回忆:离起飞尚有两个多小时,“中国”海关就把我隔离到“中国”人之外去了。父亲似乎一下老得笑也笑不动了,他在最后一刻塞给我一只信封,我不用打开看也知道,那是他仅有的五十五元美金,在此之前,这点钱被我俩打架一般推来推去已推了多日。后来父母在我的央求下离去,所有乘客都登机了,只有我被剩在那间已经与“中国”隔离的屋里。我偶尔举头,发现了父亲,他站在楼上,透过一个奇特的角度与我遥遥相望。我意外极了,向他摆摆手。他的整个表情都表示着他对能否再见到我完全无把握……洋人们仍在热烈地谈论着中国。我听不懂。惟一听懂的是某人酷肖地模仿中国人吐痰:引长颈子先大声清理喉咙,然后响亮地往地上一咋。所有人笑起来。

这时我发现这个模仿者是“栗色头发”。

他一边笑一边朝我顽皮地眨眼。

灯暗下来,“栗色头发”给我一小杯咖啡,并笑着问我他学中国人吐痰学得妙不妙。我们依然东拉西扯、牛头马嘴地对着话:我的姑妈十年前从台湾搬到了美国。那次我到中国,在火车站看见一伙男人互相在头发上翻捡,不时从里面找出点什么,后来明白那是虱子。我的理想是在美国学习,同时当个小说家。北京不像我在美国听说的那样脏。好歹我俩能谈下去。而且不久我懂得他的英语还胜于我懂得其他人的。他开始以他的英语来为我翻译其他人的英语。

比如那个话最多的女动物学家对我说:“听说中国人没有足够的粮食和肉,全国在一夜之间就打死七百三十五万零三条狗,然后全把它们吃了!”

当时他为我翻译得很简单:中国人爱吃狗肉。多日后估计我不再有机会去为自己受伤的民族自尊反唇相讥时,才把原话翻译给我。

话最少的要数那位退休警察。当我与“栗色头发”jiāo谈时,他突然跑过来,将食指竖在嘴上,冲我“嘘”了一声。后来知道,他当班时在任何地方见中国人聊得热闹,他都会跑过去对他们“嘘”一下。

喝咖啡时,我顺便浏览业余画家们作品中的我。我变得千百种怪模怪样。有个坐在轮椅上的姑娘在大家休息时仍坐在原地不停地画,仍是不断地瞅着屋中央的高椅子,尽管那上面已没了我。我走过去看她的画板,并违心地夸她画得出色。一个残废姑娘嘛。她自信地笑笑,说:“中国人长得都这样。”

我不懂她说什么,但她的神态有点令我不快。我通“栗色头发”翻译。

他这时却不开口,雾一样的灰眼睛凝视着我。

周末他常约我一起出去吃饭,他会在餐桌上,一个小时内数次放下餐具,这样惊讶、痴迷地看着我。见我颠三倒四地舞弄餐具,他会忽然抓住我的手,样子那样激动和忘情。

我这时的脸会僵在一个笑上。然后听他轻柔地说:“你笑起来牙齿真美。不过听说百分之八十的中国人不刷牙。”

在画廊工作到第三个月时,我和老板闹翻了。按他那jīng确说法也不叫闹翻,不过是双方不愿再合作下去。两个多月,我一周三次来此地,让一帮毫无天赋的狂热的绘画爱好者画上三小时,按韩寒的话说是撞破脑袋也撞不来的大运。韩寒是我语言学校的同学,“托福”已考了六百多分,却仍泡在语言学校,因为他一天少说有十个念头关于换主修科目。他到美国已两年,从二元七角一小时洗盘子起家的。只有我心里知道我这工作的苦楚;当你穿上绣得沉甸甸的厚袍子,像根麻花那样全身拧着筋,被搁在十几只聚光灯下,绝对静止地搔首弄姿三小时,你稍微动一动就会听见不满的咂嘴。还有更多的、更难以解释的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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