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在于这样的温柔和美往往使一个女人沦为输者。历史和现实中赢了的女性都是不善的，能打能闹能作。我们当今社会更是如此，勤劳善良的女性一般要输给那类绝不吃亏的女性。因此善良简直就是不幸，就是女性成功的诅咒。那么谁还需要善良？我曾经有一位极其善良的少年时代女友，那气质中带怯懦的美丽曾让我感到那么动人。现在一提到当年的善心善行时她会哈哈一笑，说：“那时我他妈怎么那么傻？”她认为现在她婚姻中、事业中的成功归结于她割弃了善良。她常说：“我又不是Sucker！”看着她如此长进，大刀阔斧赢下财富和荣耀，那份铮铮作响的自信，我真怀疑自己对善良的讴歌是拉人类倒退，是阻止女人进步。
我想起美国已故女作家依德斯·沃顿（EdithWorton）说的“原始人并不天真，因为生存环境使他们狡诈、残忍”。女性在人类文明的初期亦或许是不善的。她们要维护自己的孩子，要为自己和下一代的生存去和自然、野shòu争斗，为一眼泉水不被别的部落占去而杀掉那发现泉水的人，为男性的钟情能在自己身上逗留得长久些而残害情敌。所有的手段都是生存的必须，善良会使她们从适者生存的大环境中淘汰，别人的生就是自己的亡。因此她们不可能善良。
善良或许是人们渐渐离开野蛮，渐渐与动物式的生存形式拉开距离时出现的。是宗教出现时人们发现了善良的美丽和价值。善良是标界在人和畜之间的第一个标识。女性在此时发现自己天生就有的恻隐之心。
然而文明发展到今天这一步，善良又在逐渐从女性心灵中蜕去。善良再次变得一文不值，连常常进教堂也不能使善良的价值回升。女人在议论别人的不幸时，无非想从此得到“我尚不至于此”的安慰。她们崇尚被尖利的鞋跟、厚厚的化妆品、笔挺的西服武装起来的女战士，对输给自己的人绝不心软、绝不留情。看看报纸上、杂志上、电视上有多少这样的赢者。我一时发奇想：这是不是说明我们的生存环境又变得野蛮了呢？不要善良《我不是Sucker）的女人们在某种程度返祖了呢？
以《少女小渔》，我只是想对自己证实，她的善良我们曾经有过。我很矛盾，爱着善良柔弱的人，又羡慕不善而刚qiáng的人。
——长篇小说《雌性的草地》再版后记
为《雌性的草地》写后记，是我期盼的，真提起笔，却又觉语塞。这个故事从它在我心里萌生胚芽到今天，已经有二十多年了。离它第一次默默无闻的出世，也已近十年。最初让我产生写它的冲动是在一九七四年，我十六岁，随军队歌舞团到了川、藏、陕、甘jiāo界的一片大草地去演出。它就是一些年轻的红军永远没走出去的毛尔盖和若尔盖水草地。当时，成都军区在这里驻扎着两个骑兵团和两个军马场。军马场主要员工是成都和重庆的知青，过的却是军事化的生活。次年，我和另外两个年长的搞舞蹈编导的战友再次来到草地，想创作女孩子牧养军马的歌舞剧，因为成都军区当时在宣传两个军马场的“铁姑娘牧马班”。我被留在了牧马班里体验生活，而另外两个战友因为高原反应而待在场部。牧马班的女孩子们都很年轻，最大的也才二十岁，穿的军装是我们这些正规军人穿剩的，叫“堪用品”，多半是救灾时的空投物资。她们的皮靴大概是骑兵部队的二手货，又大又重，她们的步态就有了旷野的感觉。我当时的体重只有八十多斤，却骑着军马场场长的大马，马背要高过我的额了。现在想来，那匹大黑马就等于草原上的一辆“伏尔加”，是首长把自己的特权让给了我。它像最好的军人一样，无条件地服从命令，站有站相，走有走相，最重要的一点是，它“跑得好”。跑得好不好是一匹马的天性使然，就像天生节奏感qiáng、四肢配合协调的人会成好的舞蹈者一样。跑得好与劣的坐骑之间，就是小卧车、吉普、拖拉机的差别。只是大黑马实在和我太不成比例，每回上马，我都得撕扯住它的长鬃，借助得自舞蹈训练的弹跳力，连爬带窜。一旦坐上那温润的皮革鞍子，顿时就地阔天宽，志大心高了。我就骑着这匹黑色的顿河马在牧马班住了二十来天，其间学会了识别野菜，用手捏饺子皮儿，或用手掌搓面条。也体验了野地里如厕，四面八方转着蹲身，自己给自己警戒。半夜，láng的叫声远远的，很叫人心软。女孩子们告诉我láng不是太祸害的，豺狗子却更歹毒，会趴在马屁股上掏马肠子出来吃。这块草地的自然环境是严酷的，每年只有三天的无霜期，不是bào日就是bào风，女孩子们的脸全都结了层暗红的硬痂。她们和几百匹军马为伴，抵抗草原上各种各样的危险：野shòu、洪水、土著的游牧男人。
一九八六年，我专程到成都，找到了牧马班的两个骨gān成员。她们在谈到近十年的牧马生活时，情绪中有种壮烈的东西。她们并不像我见到的大部分军垦农场的知青，充满被别人愚弄的愤怒，或是打趣一切的玩世不恭。我看见她们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工作服，胸前印着“安全生产”的字样，头发已花白，面颊上被炎日灼伤的疤痂，已永久烙在她们的容貌上。其中一个是牧马班的副班长，最后一个离开草地。她说车开到一些洼地时，看见许多大牲口的白骨被雨水冲到了那里。她说着眼里便有了泪。那些已变成累累白骨的军马是她不得不遗弃的光荣与梦想，是她不得不正视的被勾销的一段年华。我在今天写后记时再次回忆她的模样，她那双不大的眼睛有种奇特的单纯。不知这样的一个女性在今天会怎样生活，可会感到尤其孤独。
一九九二年，我因第二次在台湾获文学奖而被邀请访台。入境手续却一直到一九九三年才获准。一九九二年八月中旬，颁奖典礼已结束半年多了，我的到达似乎很踩不到板眼。当时《少女小渔》正要拍成电影，因而我也颇借光地在几个主要大报上露脸，挺是幸运儿的样子。尔雅出版公司的老板隐地先生刚出版了《少女小渔》，正在读《雌性的草地》。刚回美国，就收到隐地先生的传真，说：“……书还只读到一半，隐约感到它是一本奇书。”于是就决定出版了。一九九三年底，我便收到了《雌》的尔雅版，黑中渗绿的封面，一只马头的巨大yīn影。看来出版者对这片“雌性草地”的神秘与叵测、凶险与魅惑有一番揣测。
我的朋友陈冲读完《雌》后对我说：“很性感！”我说：“啊？！”她说：“有的书是写性的，但毫不性感；你这本书却非常性感。”英文中的Sensuous不完全是性感的意思；是更近于感官的、更近于生理的一种审美活动，以区别阅读带给人的思维运动。把女性写成雌性，这个容纳是大得多，也本质得多了。雌性包含女性的社会学层次的意义，但雌性更涵有的是生物学、生态学，以及人类学的意义。我一直在想陈冲说的“性感”，是不是指此。因为雌性的世界，是感性的世界，有着另一套准则，建造另一种文化，根底便是感官、感知。我一向很在意陈冲的意见，她是个酷爱读书的人，读过许多好书，尤其当代西方文学。似乎是读书的余暇去做电影明星的。
这时是美国西海岸时间的早晨十点，我坐在白色的书桌前。桌上有中、英字典，几十本正在读和刚读完的书与杂志，还有稿纸、笔和几种式样、色彩的发夹。窗帘是深绿的，窗外是松树及美国蔚蓝色的领空。而我在为二十多年前的一个冲动做着些归纳，为了不使它有太多的时过境迁之感。二十多年前的我，在那顶帐篷里，嗅着牦牛奶煮稀粥的热膻气，丝毫没有想到那一切都将成为一本书，在国内和国外出版。那时十六岁的我，醒来在芳草深处，第一眼看到自己白色的枕巾上，一排血红的字，“将革命进行到底”。我很年轻很蒙昧的心里，只感觉到我和所有牧马班女孩一样，承诺了某个伟大的遗志，这承诺是必须以牺牲、献身来兑现的。那时的我，绝想不到我会坐在一个美国中产阶级之家的窗口，宁静而淡泊地写着这篇后记——那帐篷内二十个日夜竟有了如此的后果。那些马、那些女孩，还有一块块印有“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雪白枕巾，都怎样了呢？
——写在“南京大屠杀”六十周年祭
母亲去世后的第八天，我已在南京夫子庙状元楼酒店的会议大厅里了。这里是“南京大屠杀历史学术国际研讨会”的会场。我似乎急于要从令我喘不出气来的悲哀中走出来，或说，是想借集体性的祭奠来疏导自己个体性的悲哀。母亲恰是南京人，一九三七年岁尾的那场大屠杀发生的时候，她只有四岁，并不记得什么，因此我是从未听她讲到哪怕是极不可靠的一点印象。例如外婆在世时，常念叨“跑反”或是“跑鬼子反”，想必指的就是逃避这场浩劫吧。
我早就听说了这个大会，还听说一些日本人也会来参加。我只是把会议日期记得很牢，并不知道会址。八月十二日这天，两位《南京日报》的记者来为我做一个专题采访，谈的都是我近年的写作。我忽然想到，一场重大的国际会议，对于记者们，一定是个顶热门的选题。于是我问他们是否知道会址所在，他们相互看一眼，回答说：“不知道有这个会议啊。”我说；“这么大的事——尤其对南京人，你们怎么会不知道？我的朋友大老远从美国回来参加呢！”看见我一脸的不可思议，他们略带惭愧地解释，因为报社有各种分工，也许这不属于他们的分工范畴。我“哦”了一声，表示认同他们解释的合理性。但我面孔上的困惑一时消散不去。两位记者都十分年轻，举止言谈以及穿戴都还是十足的校园气。对于他们，生活中有太多更为贴切的选题。已作史的事物，再重大，也难引起他们的激情了。早些天，我托了一些亲眷去打听会址，最有成果的消息是：有座纪念馆在江东门，到了那里可能就找到这个国际性大会会址了。
江东门我不止一次在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各种文献中读到过。它是当时集体屠杀的地点之一。我问亲戚们，可知道去纪念馆的路怎么走。他们都说没去过。南京可供他们度周末的地方太多了，玄武湖、莫愁湖、燕子矶、夫子庙……他们和全国的人一样，正从人人平等的贫困中起飞，正忙碌于家庭的建设，比如装潢修饰他们很有限的生存空间。至于参观一场发生在六十年前的大屠杀，他们不具备亦不需要这番心情。这场震惊世界上所有民族的浩劫，对于他们已变得遥远而抽象；它的存在，只是一个历史符号。假如我没有出国，或许也不会和他们有太大区别，也会呵护好刚得到的这点机会和权利，抓紧时间营造和改善自己的实际生活。想想看，上下五千年，我们有过多少太平无事的片刻容我们沉耽于小康之乐呢？其实我们祖祖辈辈的梦想，并不是任何大得不着边际的主义，而是泥土般扎实的“二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仅这点，我们祖祖辈辈念叨至今，却少有实现的时候。假如我今天仍居住在祖国本土的一隅，就轮不到我来感叹人们对历史的淡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