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外集拾遗_鲁迅【完结】(16)

2019-02-21  作者|标签:鲁迅



中国文学从我看起来,可以分为两大类:(一)廊庙文学,这就是已经走进主人家中,非帮主人的忙,就得帮主人的闲;与这相对的是(二)山林文学。唐诗即有此二种。如果用现代话讲起来,是“在朝”和“下野”。后面这一种虽然暂时无忙可帮,无闲可帮,但身在山林,而“心存魏阙”(3)。如果既不能帮忙,又不能帮闲,那么,心里就甚是悲哀了。

中国是隐士和官僚最接近的。那时很有被聘的希望,一被聘,即谓之征君;开当铺,卖糖葫芦是不会被征的。我曾经听说有人做世界文学史,称中国文学为官僚文学。看起来实在也不错。一方面固然由于文字难,一般人受教育少,不能做文章,但在另一方面看起来,中国文学和官僚也实在接近。

现在大概也如此。惟方法巧妙得多了,竟至于看不出来。今日文学最巧妙的有所谓为艺术而艺术派。这一派在五四运动时代,确是革命的,因为当时是向“文以载道”(4)说进攻的,但是现在却连反抗性都没有了。不但没有反抗性,而且压制新文学的发生。对社会不敢批评,也不能反抗,若反抗,便说对不起艺术。故也变成帮忙柏勒思(plus)(5)帮闲。为艺术而艺术派对俗事是不问的,但对于俗事如主张为人生而艺术的人是反对的,则如现代评论派(6),他们反对骂人,但有人骂他们,他们也是要骂的。他们骂骂人的人,正如杀杀人的一样——他们是刽子手。

这种帮忙和帮闲的情形是长久的。我并不劝人立刻把中国的文物都抛弃了,因为不看这些,就没有东西看;不帮忙也不帮闲的文学真也太不多。现在做文章的人们几乎都是帮闲帮忙的人物。有人说文学家是很高尚的,我却不相信与吃饭问题无关,不过我又以为文学与吃饭问题有关也不打紧,只要能比较的不帮忙不帮闲就好。

(1)本篇记录稿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天津《电影与文艺》创刊号。收入本书的曾经鲁迅修订。

(2)关于司马相如装病不出的事,据《史记·司马相如传》:“先缈诔远浦椤*常有消渴疾。与卓氏婚,饶于财。其进仕宦,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常称病闲居,不慕官爵。”

(3)“心存魏阙”语出《庄子·让王》:“身在江海之上,心竞跷恒谥隆!*魏阙,古代宫门上巍然高耸的楼观,后来用作朝廷的代称。

(4)“文以载道”语出宋代周敦颐《通书·文辞》:“文所以缘酪病薄*

(5)柏勒思(Plus)英语:“加”的意思。(6)现代评论派指《现代评论》杂志(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在北京创刊)的主要撰稿人胡适、陈西滢、徐志摩等。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五十三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发表的《闲话》中标谤“绝不肆口嫚骂”。但实际上他们常对鲁迅和他们所反对的人进行种种攻击和谩骂。

有所谓熊先生者,以似论似信的口吻,惊怪我的“浅薄无知识”和佩服我的胆量。我可是大佩服他的文章之长。现在只能略答几句。

一、中国书都是好的,说不好即不懂;这话是老得生了锈的老兵器。讲《易经》(2)的就多用这方法:“易”,是玄妙的,你以为非者,就因为你不懂。我当然无凭来证明我能懂得任何中国书,和熊先生比赛;也没有读过什么特别的奇书。但于你所举的几种,也曾略略一翻,只是似乎本子有些两样,例如我所见的《抱朴子》(3)外篇,就不专论神仙的。杨朱(4)的著作我未见;《列子》(5)就有假托的嫌疑,而况他所称引。我自愧浅薄,不敢据此来衡量杨朱先生的jīng神。

二、“行要学来辅助”,我知道的。但我说:要学,须多读外国书。“只要行,不要读书”,是你的改本,你虽然就此又发了一大段牢骚,我可是没有再说废话的必要了。但我不解青年何以就不准做代表,当主席,否则就是“出锋头”。莫非必须老头子如赵尔巽(6)者,才可以做代表当主席么?三、我说,“多看外国书”,你却推演为将来都说外国话,变成外国人了。你是熟jīng古书的,现在说话的时候就都用古文,并且变了古人,不是中华民国国民了么?你也自己想想去。我希望你一想就通,这是只要有常识就行的。

四、你所谓“五胡中国化……满人读汉文,现在都读成汉人了”这些话,大约就是因为懂得古书而来的。我偶翻几本中国书时,也常觉得其中含有类似的jīng神,——或者就是足下之所谓“积极”。我或者“把根本忘了”也难说,但我还只愿意和外国以宾主关系相通,不忍见再如五胡乱华(7)以至满洲入关那样,先以主奴关系而后有所谓“同化”!假使我们还要依据“根本”的老例,那么,大日本进来,被汉人同化,不中用了,大美国进来,被汉人同化,又不中用了……以至黑种红种进来,都被汉人同化,都不中用了。此后没有人再进来,欧美非澳和亚洲的一部都成空地,只有一大堆读汉文的杂种挤在中国了。这是怎样的美谈!

五、即如大作所说,读外国书就都讲外国话罢,但讲外国话却也不即变成外国人。汉人总是汉人,独立的时候是国民,覆亡之后就是“亡国奴”,无论说的是那一种话。因为国的存亡是在政权,不在语言文字的。美国用英文,并非英国的隶属;瑞士用德法文,也不被两国所瓜分;比国用法文,没有请法国人做皇帝。满洲人是“读汉文”的,但革命以前,是我们的征服者,以后,即五族共和(8),和我们共存同在,何尝变了汉人。但正因为“读汉文”,传染上了“僵尸的乐观”,所以不能如蒙古人那样,来蹂躏一通之后就跑回去,只好和汉人一同恭候别族的进来,使他同化了。但假如进来的又像蒙古人那样,岂不又折了很大的资本么?

大作又说我“大声急呼”之后,不过几年,青年就只能说外国话。我以为是不省人事之谈。国语的统一鼓chuī了这些年了,不必说一切青年,便是在学校的学生,可曾都忘却了家乡话?即使只能说外国话了,何以就“只能爱外国的国”?蔡松坡反对袁世凯(9),因为他们国语不同之故么?满人入关,因为汉人都能说满洲话,爱了他们之故么?清末革命,因为满人都忽而不读汉文了,所以我们就不爱他们了之故么?浅显的人事尚且不省,谈什么光荣,估什么价值。

六、你也同别的一两个反对论者一样,很替我本身打算利害,照例是应该感谢的。我虽不学无术,而于相传“处于才与不才之间”(10)的不死不活或入世妙法,也还不无所知,但我不愿意照办。所谓“素负学者声名”,“站在中国青年前面”这些荣名,都是你随意给我加上的,现在既然觉得“浅薄无知识”了,当然就可以仍由你随意革去。我自愧不能说些讨人喜欢的话,尤其是合于你先生一流人的尊意的话。但你所推测的我的私意,是不对的,我还活着,不像杨朱墨翟(11)们的死无对证,可以确定为只有你一个懂得。我也没有做什么《阿鼠传》,只做过一篇《阿Q正传》。

到这里,就答你篇末的诘问了:“既说‘从来没有留心过’”者,指“青年必读书”,写在本栏内;“何以果决地说这种话”者,以供若gān读者的参考,写在“附记”内。虽然自歉句子不如古书之易懂,但也就可以不理你最后的要求。而且,也不待你们论定。纵使论定,不过空言,决不会就此通行天下,何况照例是永远论不定,至多不过是“中虽有坏的,而亦有好的;西虽有好的,而亦有坏的”之类的微温说而已。我虽至愚,亦何至呈书目于如先生者之前乎?

临末,我还要“果决地”说几句:我以为如果外国人来灭中国,是只教你略能说几句外国话,却不至于劝你多读外国书,因为那书是来灭的人们所读的。但是还要奖励你多读中国书,孔子(12)也还要更加崇奉,像元朝和清朝一样。

横眉岂夺蛾眉冶,不料仍违众女心。(2)诅咒而今翻异样,无如臣脑故如冰。

三月十六日

(1)《鲁迅日记》一九三四年三月十六日:“闻天津《大公报》记我患脑炎,戏作一绝寄静农云:‘横眉岂夺蛾眉冶,……。’”一九三四年三月十日《大公报》“文化情报”栏载有一则署名“乒”的简讯:“据最近本月初日本《盛京时报》上海通讯,谓蛰居上海之鲁迅氏,在客观环境中无发表著述自由,近又忽患脑病,时时作痛,并感到一种不适。经延医证实确系脑病,为重性脑膜炎。当时医生嘱鲁“十年”(?)不准用脑从事著作,意即停笔十年,否则脑子绝对不能用,完全无治云。”

(2)众女屈原《离骚》:“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yín。”

昨日本刊《来信》的标题之下,叙及开封女生被兵士怎么的新闻,因系《晨报》之所揭载,似疑《晨报》造谣,或《晨报》访员报告不实,其实皆不然的,我可以用事实来证明。

上述开封女学生被兵士○○的新闻,是一种不负责任捏名投稿,这位投稿的先生,大约是同时发两封信,一给《京报》,一给《晨报》(或者尚有他报),我当时看了这封信,用观察新闻的眼光估量,似乎有些不对,就送他到字纸篓中去了。《晨报》所揭载的,一字不差,便是这样东西,我所以说并不是《晨报》造谣,也不是《晨报》访员报告不实,至多可以说他发这篇稿欠郑重斟酌罢了。

一九二五年五月五日《京报副刊》。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四日《京报副刊》。

(2)“拍花”旧时称歹徒用迷药诱拐小儿为拍花。(3)《我的失恋》鲁迅于一九二四年十月三日写的一首诗,《晨报副刊》编辑孙伏园发排后,被《晨报》代总编辑刘勉己抽掉,孙伏园为此愤而辞职。

(4)灰棚指北京宫门口西三条二十一号鲁迅寓所里的一间灰顶房子,即“老虎尾巴”。

我今天写这封信给你,也许像你在《杨树达君的袭来》中所说的,“我们并不曾认识了哪”;但是我这样的意见,忍耐得好久了,终于忍不住的说出来,这在先生也可以原谅的罢。

先生在《晨报》副镌上所登的《苦闷的象征》,在这篇的文字的前面,有了你的自序;记不切了,也许是像这样的说吧!“它本是厨川君劫后的作品,由了烧失的故纸堆中,发出来的,是一包未定稿。本来没有甚么名字,他的友人,径直的给他定下了,——叫作《苦闷的象征》。”先生这样的意见,或者是别有所见而云然。但以我在大前年的时候,所见到的这篇东西的译稿,像与这里所说的情形,稍有出入;先生,让我在下面说出了吧。

在《学灯》上,有了一位叫明权的,曾译载过厨川君的一篇东西,叫作《苦闷的象征》。我曾经拿了他的译文与先生的对照,觉得与先生所译的一毫不差。不过他只登了《创作论》与《鉴赏论》,下面是甚么也没有了,大约原文是这样的罢。这篇译文,是登在一九二一年的,那时日本还没地震,厨川君也还健在;这篇东西,既然有了外国人把它翻译过,大概原文也已揭载过了罢。这篇东西的命名,自然也是厨川君所定的,不是外国人所能杜撰出来的。若然,先生在自序上所说的,他友人给他定下了这个名字,——《苦闷的象征》,——至少也有了部分的错误了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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