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盖集续编_鲁迅【完结】(15)

2019-02-21  作者|标签:鲁迅



我们还在这样的世上活着;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离三月十八日也已有两星期,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了罢,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



在四十余被害的青年之中,刘和珍君是我的学生。学生云者,我向来这样想,这样说,现在却觉得有些踌躇了,我应该对她奉献我的悲哀与尊敬。她不是“苟活到现在的我”的学生,是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

她的姓名第一次为我所见,是在去年夏初杨荫榆女士做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开除校中六个学生自治会职员的时候。(5)其中的一个就是她;但是我不认识。直到后来,也许已经是刘百昭率领男女武将,qiáng拖出校之后了,才有人指着一个学生告诉我,说:这就是刘和珍。其时我才能将姓名和实体联合起来,心中却暗自诧异。我平素想,能够不为势利所屈,反抗一广有羽翼的校长的学生,无论如何,总该是有些桀骜锋利的,但她却常常微笑着,态度很温和。待到偏安于宗帽胡同(6),赁屋授课之后,她才始来听我的讲义,于是见面的回数就较多了,也还是始终微笑着,态度很温和。待到学校恢复旧观(7),往日的教职员以为责任已尽,准备陆续引退的时候,我才见她虑及母校前途,黯然至于泣下。此后似乎就不相见。

总之,在我的记忆上,那一次就是永别了。



我在十八日早晨,才知道上午有群众向执政府请愿的事;

下午便得到噩耗,说卫队居然开枪,死伤至数百人,而刘和珍君即在遇害者之列。但我对于这些传说,竟至于颇为怀疑。

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况且始终微笑着的和蔼的刘和珍君,更何至于无端在府门前喋血呢?

然而即日证明是事实了,作证的便是她自己的尸骸。还有一具,是杨德群君的。而且又证明着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nüè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的伤痕。

但段政府就有令,说她们是“bào徒”!

但接着就有流言,说她们是受人利用的。

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但是,我还有要说的话。

我没有亲见;听说,她,刘和珍君,那时是欣然前往的。

自然,请愿而已,稍有人心者,谁也不会料到有这样的罗网。

但竟在执政府前中弹了,从背部入,斜穿心肺,已是致命的创伤,只是没有便死。同去的张静淑(8)君想扶起她,中了四弹,其一是手枪,立仆;同去的杨德群君又想去扶起她,也被击,弹从左肩入,穿胸偏右出,也立仆。但她还能坐起来,一个兵在她头部及胸部猛击两棍,于是死掉了。

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刘和珍君确是死掉了,这是真的,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沉勇而友爱的杨德群君也死掉了,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只有一样沉勇而友爱的张静淑君还在医院里呻吟。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she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

但是中外的杀人者却居然昂起头来,不知道个个脸上有着血污……。

六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至于此外的深的意义,我总觉得很寥寥,因为这实在不过是徒手的请愿。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

然而既然有了血痕了,当然不觉要扩大。至少,也当浸渍了亲族;师友,爱人的心,纵使时光流驶,洗成绯红,也会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蔼的旧影。陶潜(9)说过,“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倘能如此,这也就够了。



我已经说过: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但这回却很有几点出于我的意外。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地凶残,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国的女性临难竟能如是之从容。

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gān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yīn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

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呜呼,我说不出话,但以此记念刘和珍君!

四月一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二日《语丝》周刊第七十四期。

(2)刘和珍(1904—1926)江西南昌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英文系学生。杨德群(1902—1926),湖南湘yīn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国文系预科学生。

(3)程君指程毅志,湖北孝感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育系学生。

(4)《莽原》文艺刊物,鲁迅编辑。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创刊于北京。初为周刊,附《京报》发行,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出至第三十二期休刊。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改为半月刊,未名社出版。一九二六年八月鲁迅离开北京后,由韦素园接编,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至第四十八期停刊。这里所说的“毅然预定了《莽原》全年”,指《莽原》半月刊。

(5)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反对校长杨荫榆的风cháo中,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七日借召开“国耻纪念会”为名,qiáng行登台做主席,但立即为全场学生的嘘声所赶走。下午,她在西安饭店召集若gān教员宴饮,yīn谋迫害学生。九日,假借评议会名义开除许广平、刘和珍、蒲振声、张平江、郑德音、姜伯谛等六个学生自治会职员。

(6)偏安于宗帽胡同反对杨荫榆的女师大学生被赶出学校后,在西城宗帽胡同租赁房屋作为临时校舍,于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一日开学。当时鲁迅和一些进步教师曾去义务授课,表示支持。

(7)学校恢复旧观女师大学生经过一年多的斗争,在社会进步力量的声援下,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三十日迁回宣武门内石驸马大街原址,宣告复校。

(8)张静淑(1902—1978)湖南长沙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育系学生。受伤后经医治,幸得不死。

(9)陶潜晋代诗人。参看本卷第73页注(5)。这里引用的是他所作《挽歌》中的四句。



请愿的事,我一向就不以为然的,但并非因为怕有三月十八日那样的惨杀。那样的惨杀,我实在没有梦想到,虽然我向来常以“刀笔吏”的意思来窥测我们中国人。我只知道他们麻木,没有良心,不足与言,而况是请愿,而况又是徒手,却没有料到有这么yīn毒与凶残。能逆料的,大概只有段祺瑞,贾德耀(2),章士钊和他们的同类罢。四十七个男女青年的生命,完全是被骗去的,简直是诱杀。

有些东西——我称之为什么呢,我想不出——说:群众领袖应负道义上的责任(3)。这些东西仿佛就承认了对徒手群众应该开枪,执政府前原是“死地”,死者就如自投罗网一般。

群众领袖本没有和段祺瑞等辈心心相印,也未曾互相钩通,怎么能够料到这yīn险的辣手。这样的辣手,只要略有人气者,是万万豫想不到的。

我以为倘要锻炼(4)群众领袖的错处,只有两点:一是还以请愿为有用;二是将对手看得太好了。



但以上也仍然是事后的话。我想,当这事实没有发生以前,恐怕谁也不会料到要演这般的惨剧,至多,也不过获得照例的徒劳罢了。只有有学问的聪明人能够先料到,承认凡请愿就是送死。

陈源教授的《闲话》说:“我们要是劝告女志士们,以后少加入群众运动,她们一定要说我们轻视她们,所以我们也不敢来多嘴。可是对于未成年的男女孩童,我们不能不希望他们以后不再参加任何运动。”(《现代评论》六十八)为什么呢?因为参加各种运动,是甚至于像这次一样,要“冒枪林弹雨的险,受践踏死伤之苦”的。

这次用了四十七条性命,只购得一种见识:本国的执政府前是“枪林弹雨”的地方,要去送死,应该待到成年,出于自愿的才是。

我以为“女志士”和“未成年的男女孩童”,参加学校运动会,大概倒还不至于有很大的危险的。至于“枪林弹雨”中的请愿,则虽是成年的男志士们,也应该切切记住,从此罢休!

看现在竟如何。不过多了几篇诗文,多了若gān谈助。几个名人和什么当局者在接洽葬地,由大请愿改为小请愿了。埋葬自然是最妥当的收场。然而很奇怪,仿佛这四十七个死者,是因为怕老来死后无处埋葬,特来挣一点官地似的。万生园多么近,而四烈士(5)坟前还有三块墓碑不镌一字,更何况僻远如圆明园。

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真死掉了。



改革自然常不免于流血,但流血非即等于改革。血的应用,正如金钱一般,吝啬固然是不行的,làng费也大大的失算。

我对于这回的牺牲者,非常觉得哀伤。

但愿这样的请愿,从此停止就好。

请愿虽然是无论那一国度里常有的事,不至于死的事,但我们已经知道中国是例外,除非你能将“枪林弹雨”消除。正规的战法,也必须对手是英雄才适用。汉末总算还是人心很古的时候罢,恕我引一个小说上的典故:许褚赤体上阵,也就很中了好几箭。而金圣叹还笑他道:“谁叫你赤膊?”(6)至于现在似的发明了许多火器的时代,jiāo兵就都用壕堑战。这并非吝惜生命,乃是不肯虚掷生命,因为战士的生命是宝贵的。在战士不多的地方,这生命就愈宝贵。所谓宝贵者,并非“珍藏于家”,乃是要以小本钱换得极大的利息,至少,也必须卖买相当。以血的洪流淹死一个敌人,以同胞的尸体填满一个缺陷,已经是陈腐的话了。从最新的战术的眼光看起来,这是多么大的损失。

这回死者的遗给后来的功德,是在撕去了许多东西的人相,露出那出于意料之外的yīn毒的心,教给继续战斗者以别种方法的战斗。

四月二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四月十日《国民新报副刊》。

(2)贾德耀安徽合肥人。曾任北洋政府陆军总长,三一八惨案的凶手之一,当时是段祺瑞临时执政府的国务总理。

(3)群众领袖应负道义上的责任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二日,研究系机关报《晨报》发表陈渊泉写的题为《群众领袖安在》的社论,诬蔑徐谦等“非迫群众至国务院不可,竟捏报府院卫队业已解除武装,此行绝无危险,故一群青年始相率而往”。并公然叫嚷:“吾人在纠弹政府之余,又不能不诘问所谓‘群众领袖’之责任。”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六十八期(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评论三一八惨案的《闲话》中,也企图把这次惨案的责任,推到他所说的“民众领袖”身上去,说他“遇见好些人”,都说“那天在天安门开会后,他们本来不打算再到执政府。因为他们听见主席宣布执政府的卫队已经解除了武装……所以又到执政府门前去瞧热闹。……我们不能不相信,至少有一部分人的死,是由主席的那几句话。要是主席明明知道卫队没有解除武装,他故意那样说,他的罪孽当然不下于开枪杀人者;要是他误听流言,不思索调查,便信以为真,公然宣布,也未免太不负民众领袖的责任。”


加入书架    阅读记录

 15/26   首页 上一页 下一页 尾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