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失去意识的那一刻就像唯一一根电线被剪刀咔嚓剪断，所有的灯都同时熄灭了，所有的投影画面都同时消失了。一道黑色的闸门在他面前沉沉落下，把世界关上。
他甚至没有时间对身后爆炸的那枚机炮炮弹作出反应。
他不知道自己昏迷了几分钟、几小时、还是几天几夜——他感觉不到差别。
他只是浑浑噩噩地跳过了这段没有任何记录的空白，从一个断点直接跳到了下一个断点。
第一个回来的是声音。
声音很远，又或者说，像什么人隔着三十公分厚的墙在另一侧用力捶打，而墙内只能隐隐听见些许闷响。
渐渐地，闷响变得越来越硬实。墙换成了木板，有砰砰的拍门声在一公分不到的地方响起来。
然后他猛地发觉那是他自己在咳嗽。
“咳咳咳……”
当上半身由于咳嗽而重重抽搐起来，痛觉也回来了。胸膛的一阵阵震荡带动了腹部的痉挛，钢针般的疼痛扎在背上，他像绞成一团的s-hi毛巾，水分仿佛要以冷汗的形式从他那里全部逃出去。
周围有人。
陌生的声音和陌生的语言零零碎碎地掉下来，像有谁把一个个带着棱角的、生脆的音节塞进他的耳道。他一句也听不懂，只能昏沉沉地在那些斯拉夫语系的小舌音里艰难摸索。
一个明晃晃的光圈落到眼皮上——手电筒，有人正一边照他的脸，一边用手扳开他的嘴，在检查什么。
光线太强，他的眼睑剧烈颤动，终于微微撑开一条缝。
“……我有，肺结核。”
他用英语说。血痰堵在喉咙里，没办法一口气把话说到底，但他坚持。
“别，靠近……可能会，传染。”
大约因为词语发音相近，围住他的那些陌生人似乎听明白了，松开手，后退一步。手电筒的光一下子拉远，他恍惚睁大眼睛，终于分辨出自己正躺在一个军用三角帐篷里。
“Tuberkulóza（肺结核），”其中一个人说，“on pot?ebuje doktora（他需要一个医生）。”
——捷克语。
医生这么告诉他。
医生在一座由旧监狱改造而成的临时医院里。比起医院，看上去更接近精神病院，尤其是那些还来不及拆除铁栅栏的房间，墙壁只匆匆粉刷过一次，遮不住过去囚犯在墙面上留下的斑斑血迹。
他就住在这样一间病房里。普通病房已经满了，况且他并非“普通病人”。
他刚刚被送进来时神志一直时有时无，在担架上混混沌沌地睡过去好几次，直到医生把他叫醒。
一根手指在他正上方左右摆动，像在测试他的眼睛能否跟上。
“如果能看见我的动作，就点点头，可以吗？”
他花了一些时间才让目光聚焦到那根手指上，追逐手指的位置变化，最后轻轻点了点头。
“很好，先生，非常好。”
手指移开了，取代手指成为目光聚焦点的是医生那副琥珀色老花镜上厚厚的两块镜片。镜片上映出一张瘦削的、微微苍白的脸——他的脸，连他自己都差点认不出来了。
医生继续提问：“你知道今天的日期吗？”
不，他不知道。
一开始的时候他曾经在战俘营里数着日日夜夜，直至他意识到每数一天，都是他们失去对方的又一天，于是再也数不下去。
没有等到回答，医生自己说出来：“1945年2月2日，今天的日期。”
他的眼睛微微眨动了一下。那么，还有四个月——离那个人下次过生日还有整整四个月。
“你能说话吗，先生？”
他没有说话，却点点头。
他不确定自己能说多少。
“你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
“……英国人。”
“你的名字是？”
“……Farrier。”
医生压低下巴，以便于老花镜从鼻梁上稍稍滑下去一些，直接通过两只眼睛注视他。
“我的意思是，全名，先生。”
William Emmett Farrier——缩写为“W. E. Farrier”，用钢笔记在一张发黄的小纸片上，穿上细绳，系在钢架床的床尾充当临时的登记卡，和这间医院的其它方面一样落后。
这里是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德国在捷克建立的傀儡政权，在苏联人连续十几天的猛烈空袭下已经摇摇欲坠。
捷克本土的独立运动组织也纷纷加入了推翻德国统治的最后一战。他和其他在死亡行军中幸存下来的战俘被其中一个组织的巡逻队发现，带到了他们在苏联占领区内的这间医院。
负责照料他的医生早年曾在利物浦待过一段时间，是这里少数能讲英语的医护人员之一。
食物和药物都很紧张，完全靠苏军提供的卡车一车接一车拉进这座山谷，然而卡车一周只来一次，有时候两周一次，毕竟支援前线部队更重要。
而对于肺结核，他们甚至没有药。药根本不存在，比黄金更贵重的链霉素只会出现在实验室里。
当时治疗肺结核的通用方法就是让病人静静躺着，不能大声讲话，不能阅读书报，不能进行任何娱乐活动，就只能硬邦邦地躺在床上十几个小时，理由是“为了防止肺部受到任何刺激”。然而这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这种形同监禁的疗程有可能持续两年。
“我办不到，”他觉得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很稳，但他的手在发抖，“我不可能等两年，我要回英国。我必须回去——”
“你在开玩笑，”医生严肃地看着他，没有接受任何玩笑的意思，尽管他们都知道那不是玩笑，“先不说你以目前的身体状况能不能活着回到英国、离这里最近的一个波兰港口是不是还在德国人的控制下、船主肯不肯让一个肺结核患者登船，你要是现在出去，我敢保证你连一半路程都走不完就已经死在德国人或者苏联人的机枪下。”
这些他都明白。
可是他想回去，想了五年，想得发疯。
“有人在等我，”Collins在等我——他哑着声音说，“求求您，医生，让我回去，让我回家。”
“你应该知道我的回答，”医生长长地叹出一口气，“我不能让你回家，至少现在不能。但，你可以写信。”
他并不是不想写信，而是他的手无法再“写”信了。
他好几次尝试着自己提笔颤巍巍地在纸上写字，可钢笔总会一次次地从他只有部分知觉的手指间掉落，掉到地上，墨水和灰尘一起沾得到处都是。
负责看护他的那位护士有些看不下去了。
她只会说几句磕磕巴巴的英语，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于是拉来了另一个住在这里养病的英国战俘。
“我可以替你写，”那位来自诺丁汉郡的年轻人看着他双手上陈旧的狰狞枪伤，立刻明白过来，表示自己非常乐意代劳，“你想写什么，只要告诉我就行。”
——不行。
他闻言久久盯着年轻人手上的笔以及笔下一片空白的信纸，张了张嘴，却半晌没说话。
——我想写的，我不能告诉你，不能告诉任何人。
他真正想写的，即使在双手还能好好写信的时候，他也不能写出来。那些话语只能一句句刻进心脏，深深埋藏在内。
战时的信件，尤其是跨国信件，都会被双方的情报部门一一拆开检查，以免有人从事间谍活动，在信里泄漏军事机密。他们的关系并不是什么军事机密，但仍然是机密；一旦写出来，一旦公开，这封信很有可能会把Collins送上军事法庭，送进监狱里。
快五年了。
而他甚至无法写一句“我想你”，更无法写那句“我爱你”。
“To my dearest friend——”
他听到自己缓缓开口。
他的信很短，很平静，平静得连代笔的那位年轻人都有些懵懂，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一个看上去伤痕累累的人能用一种描述第三者的语调描述自己，所有的残酷都只字不提，默默留在了信纸外。
譬如信的开头第一句“I am fine”。
譬如淡淡一笔带过的“手受伤了，目前不能自己动笔”。
譬如没有说明原因的“医生建议我留在捷克再稍稍休养一阵子”。
譬如结尾部分提到的一间小酒馆，只说“等我回去，等到六月的第二天，我们再一起去那里喝酒”——仿佛这只是一封普普通通的日常书信，写在暖融融的春日阳光下，而不是冰天雪地的荒原上。
信写完了，装进信封。
他在这时候摇了摇头，没有让年轻人把信封封上，而是要来另一张信纸。
他把食指伸进墨水盒里蘸了蘸，左手扣住右手手腕，让自己的动作尽可能稳一些，接着慢慢地在第二张信纸上涂写出一行字。尽管手指在微微打颤，但一笔一划都很用力，所以写出来很端正。
他低下头，耐心地把墨水一点点吹干，再把信纸一点点折好，最后放进信封。连同他的心一起。
“那么，收信人是？”